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残酷暴虐，怨声载道，最终被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割据诸雄，对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社会动荡、百姓流离的现实，都显得束手无策。

　　新莽嘉量

　　既要创业，又要稳定，还要发展。历史已经把责任不可推卸地压到光武帝刘秀身上，刘秀也便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个复杂而艰巨的重任。

　　其实，在建立政权之初，甚至在镇抚河北之时，刘秀已经注意在战争之余，着手进行民心的收拾与社会的重建了。

　　柔道治国建武十七年（41），刘秀还乡，宴会故旧父老。席间，刘氏宗室的女长辈们都说：“文叔从小就诚实可信，从不假献殷勤，既爽快，又柔顺，所以今天才能光宗耀祖。”刘秀听后大笑道：“我治理天下，也是想用柔顺之道啊！”

　　“以柔道行之”，确实是刘秀治理国家的一大特色。

　　还是在他建国之前出镇河北时，就首先清除苛政，理结冤狱，罢黜贪官，延揽人才，广施恩泽，取悦于民。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面临的是“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残破局面。为此，他顺应民心，实行宽松的统治。

　　减轻赋税。为恢复被破坏了农村经济，建武六年（30），他就下令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都要下令减免徭役，对于那些鳏、寡、孤、独、笃、癃、贫而不能自给的，官府经常发给粮食。

　　解放奴婢。奴婢问题是秦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刘秀称帝后，曾先后九次颁布诏令，要求释放奴婢，禁止虐待和杀害奴婢，敢于阻挡者予以严惩。这个政策针对积存已久的问题，在严重缺少劳力的情况下，免奴婢为庶民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诏书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尊重奴婢的人格，提高奴婢的地位，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停止武力。长期的戎马生活，使他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体会息肩思乐的幸福；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他当政的33年中，除了在建国初十几年时间外，他确实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

　　东汉“五铢”铜钱

　　强化皇权除了经济上的恢复，政治上的重建也是东汉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刘秀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

　　加强中央集权。刘秀提高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并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精简地方机构。建武六年（30）刘秀就下诏要精简机构、裁减吏员，诏令颁布的当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外他又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除首都和京畿地区外，其他十二州，每州设一刺史，遵照皇帝的命令，代表中央，巡行郡国。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

　　废除地方兵权。刘秀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消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