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是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在群雄蜂起的各路豪杰中，“无尺寸之柄”的刘秀何以能够翦灭群雄、重建汉室？在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东汉初年，刘秀何以能够拨乱反正、废旧立新？在身处种种矛盾、道德沦丧十分严重的特殊时代，刘秀又何以能够与民更始、立法垂制？在62年的人生、36年的事业、33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可资总结的经验。

　　谨厚诚信，克勤克俭刘秀9岁丧父，是叔父把他拉扯长大的。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小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游学长安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史称他“乐施爱人，勤于稼穑”。由于“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他为政宽简，并大力减轻百姓负担。镇抚河北时，赤眉军在河东，有人曾献计用水淹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刘秀没有采纳。还有一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秀仁厚的性格。起义之初，人们对刘等人的反莽举动怀有恐惧，对刘的性格也怀有疑虑，因而或驻足观望，或“亡逃自匿”，人心摇摆不定。但是，当刘秀头带大帽子、身穿绛红色将军服、仪表堂堂、威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都惊讶地议论道：“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才纷纷参加了起义队伍，义军由此得以壮大。

　　刘秀做了皇帝后，每日都是清晨即起，早早上朝，议政讲经，很晚才退朝。处理政务，“兢兢如不及”。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吾自乐此，不为疲也。”

　　生活简朴，不事浮华他“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死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他还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躬行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寿陵的时候，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他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廉政和严政刘秀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行为，坚决打击，严厉惩处，绝不手软。建武十五年（39），刘秀颁布诏书，清查私人所占土地数额、核查户口多少年纪大小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这就是东汉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度田”。但这一政策却遭到地方豪族势力不同程度的抵制。刚刚提拔为大司徒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代为博士，颇孚众望。但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没有按照朝廷的命令认真“度田”，并且贪赃千万。刘秀知晓后，立即将他下狱，虽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宫阙，请求宽赦，甚至还有人甘愿代他而死，刘秀仍将他绳之以法。他还下令考实二千石的官吏，有虚假谎报的，一律加以处罚，一下就杀了河南尹等守相十余人。

　　汉代铜豹

　　刘秀本来不好田猎，有一次偶然乘兴去打猎，深夜始归，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第二天又上了一本说：“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日，如社稷、宗庙何？”刘秀看了，赐了郅恽100匹布，而贬了放他进去的东中门侯的官。洛阳令董宣侦知刘秀的姐姐阳湖公主的苍头（奴仆）杀了人，逃到公主家里。董宣乘公主外出，在半路上抓住苍头并杀掉了他。阳湖公主向刘秀告状，刘秀要处死董宣。董宣大声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刘秀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要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董宣也不答应。刘秀要武士们将董宣按倒在地，董宣双手撑地，拒不磕头。刘秀笑着称董宣为“强项令”，并赐钱30万。京剧中有一出戏叫《强项令》，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刘秀是个“谨厚”之人，谨厚的性格使他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决策；刘秀还是个英明之主，英明的原因在于他能够采纳众臣的谏议，从而改正自己的过失。

　　一次，大司空宋弘奉召参加刘秀的宴会，见宫室内新添屏风上画的都是漂亮的仕女，宴会中刘秀不时注目仕女图，宋弘见状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择善而从，虚心纳谏，使得刘秀延揽的大批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使得刘秀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广纳贤士，延揽英才。王莽末年，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各路英豪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人才，各层智士也用疑虑的内心选择着主人。正如马援与刘秀初次见面时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因而如何对待人才，不仅表明了君主的贤与庸，而且关系着事业的成与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