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大家都很关注。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也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光惊讶还不够，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中国，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却不能说没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这个名单还可以排下去，他们都是近年来为读者所认可的历史写作者。他们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他们把历史从学术的楼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形成了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史学。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人也许会觉得，其中一些人的写作，并不适用“大众”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不属于历史专业，但他们的写作还是体现了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么说不无道理。不过，就作品而言，他们主要的却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大众的阅读。事实上，称他们的作品为“大众史学”，也并不辱没这些作者。他们的写作固然有其学术性，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而二者兼而有之正是这些以大众阅读为目标的历史写作所固有的特点，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将长久地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在这方面，张宏杰的写作很有代表性。讨论张宏杰的写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众史学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

张宏杰的作品我读过两种，先读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最近又读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我的比较突出的感受是，张宏杰的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讲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但是，它们和大众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感还是有所不同。这在张宏杰的写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譬如他笔下的王莽、杨广和光绪，他在写到这几个皇帝的时候，他的现实感具体地表现为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所得出的结论，他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善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大家都很关注。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也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光惊讶还不够，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中国，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却不能说没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这个名单还可以排下去，他们都是近年来为读者所认可的历史写作者。他们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他们把历史从学术的楼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形成了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史学。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人也许会觉得，其中一些人的写作，并不适用“大众”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不属于历史专业，但他们的写作还是体现了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么说不无道理。不过，就作品而言，他们主要的却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大众的阅读。事实上，称他们的作品为“大众史学”，也并不辱没这些作者。他们的写作固然有其学术性，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而二者兼而有之正是这些以大众阅读为目标的历史写作所固有的特点，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将长久地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在这方面，张宏杰的写作很有代表性。讨论张宏杰的写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众史学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

张宏杰的作品我读过两种，先读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最近又读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我的比较突出的感受是，张宏杰的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讲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但是，它们和大众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感还是有所不同。这在张宏杰的写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譬如他笔下的王莽、杨广和光绪，他在写到这几个皇帝的时候，他的现实感具体地表现为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所得出的结论，他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善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