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归》　李桦　　选自《国统区黑白木刻》

划破长夜的亮光－－国统区木刻概述
苏林

　　国统区是一个中国式的政治概念，特指1949年以前由国民党统治或管治的地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屠杀之政变，国共两党正式分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一时间全国形成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7月15日，针对中国***的武汉大屠杀开始，***撤出武汉，至此，蒋汪携手、宁汉合流的局势成为必然。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北伐成功，占领北京；12月29日，东北少帅张学良易帜，归属国民政府。至此，国民党完成全国统一。由此往后，到1 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夕，除去在抗战期间，有一部分被日本军队和***政府分别占据的地方称为沦陷区和解放区之外，其余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区则叫国统区，前后时间约20年。
　　中国的新兴木刻是左翼文艺的一部分，发端于国统区的上海和杭州，时间是1929年。由一个社团初发端倪，再得一个大文豪的呵护、提携和推波助澜，于是一个很不起眼，又遭受国民党政府打压的小小的木刻新事儿，迅速发展为一个遍及全国的美术运动。这个社团即是杭州国立艺专学生成立的”一八艺社”，那个大文豪则是鲁迅令事实上，“一八艺社”并不是一个专门倡导木刻艺术的团体，而是一个成立于1929年、包括着国画、油画和图案等多种画种的校方团体。后来：—些受左翼文艺影响的学生对它重新进行组织，就改变了它的艺术性质，突出了普罗美术的内容，强化了木刻于其中的地位。里面的几位主要成员陈耀唐(陈铁耕)、陈广(陈卓坤)、胡以撰(胡一川)、汪占非、姚馥(夏明)、卢鸿基等，后采都成了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标志着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正式发端的·上海木刻讲习班”，即是“一八艺社”的部分成员与上海的进步美术青年周熙 (江丰)、黄聊化(黄山定)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结合后，由鲁迅先生挑选人员，于1931年8月在上海举办的。有了“左联”和鲁迅的思想引导，普罗艺术在进步青年中的影响迅速推及社会，成为学院艺术无法相比的一种社会性思潮，甚至到了木刻即是左翼和进步的代名词的程度。所以学校里虽说没有木刻这门课程，但却在社会中发展得如火如荼，许多原来在学校里专学油画、国画的人，都在社会中改行于木刻。从1931年开始，光是各种各样的木刻团体就相继出现了几十个，如现代木刻研究会(上海)、MK木刻研究会(上海)、上海木刻研究会(上海)，平津木刻研究会（北平)、野风画会(上海)、野穗木刻社(上海)，未名木刻社(上海)、木铃木刻研究会(杭州)、现代版画会(广州)、铁马版画会(上海)等。经过几年的发展，至抗战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已蔚为大观，走向成熟了。木刻家依据各自的选择，开始了向两个区域的分流：一些木刻家在国统区继续发挥作用，一些木刻家则进入了中国***管辖的解放区，这样，新兴木刻的种子被带到了乡村、部队，另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木刻天地。
　　当然，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木刻环境里，蒋介石政府对左翼文艺的文化围剿也进行得很厉害，与他在苏区前线的军事围剿形成互动。因此，在早期国统区的木刻运动中，进步青年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刻木刻的。许多画会因涉嫌”赤化”被捣毁，不少青年仅仅因为刻木刻(当然是普罗美术的内容)就蹲了牢狱。如江丰。艾青，曹白。于海、黄山定、力群、叶洛等，其中一些还献出了生命，如姚馥，其余的大多潜入“地下”活动。这种状态持续到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方告结束。40年代后期的三年内战期间，国统区的木刻又成为异己被政府打击，但木刻还是在现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和迎接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里，发挥了文化先锋作用。
　　1936年以前的国统区木刻，均是以鲁迅为中心的；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态度对当时的木刻青年有着绝对的影响。而鲁迅的美术思想早在20年代就已系统地形成了，他写在1918年的《随感录>中的见解，在30年代都化为了具体的意见提供给青年木刻家，如“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华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尤其见出他对中国美术创作的洞察力和对刚刚走上创作之路的木刻所倾注心力的，是他写给当时青年木刻家的150余封书信。正是这批书信成为他与全国各地木刻运动联系的有效渠道，决定性地使他成为当时全国青年木刻家前进的灯塔。全国的木刻青年每有新作和画册，都像小学生向师长交作业那样信赖地寄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也均一一回复，详加点评。从这点看，在中国现代的几大画种中，像木刻这样能得到鲁迅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循循善诱引导的绝无仅有，因而，木刻在其成长过程中，虽备受磨难，但却是幸运的。也惟有这般的特殊，木刻从一开始就成为社会民主进步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成为解读中国革命进程无法回避的文化图像。
　　抗日战争爆发后，木刻随西迁队伍流入了武汉、桂林、昆明和重庆等后方都市，所到之处，对当时报刊的帮助和借报刊扩展自己的影响，确无其他画种能相比。木刻在很大程度上已从隐匿走向公开，成为大众化的社会艺术形态，还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仅从1938年6月在武汉成立，到10月迁移重庆，会员就发展了200多名，各省市均设有办事处。1941年1月又相继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标志着国统区木刻第二个阶段的来临。在“木协”的组织下，全国性规模不等的木刻画展非常活跃地开展起来，由木刻家主编的报刊也使木刻在整个抗战生活中的作用显得异常突出。尤其是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还通过《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延安的木刻界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以至在1942年10月在渝举办的“第一届双十节全国木刻展览会”时，能展出一批令国统区人们耳目一新的解放区木刻作品，引得徐悲鸿著文嘉许。1943年和1946年又分别举办了“第二届双十节全国木刻展览会”和“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至此，木刻的作用、影响达到高峰。1947年国统区木刻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使木刻再次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1949年与解放区的木刻会合，由此开辟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