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音所涵盖之范围，为周秦及两汉。此期无韵书，学者多从“形声字”及“同源词”两方面去探讨。所谓“形声字”，即文字之本身，兼具表形与表声之功能。如“江”字从“工”声，“河”从“可”声，“翁”从“公”声，“楷”从“皆”声，“枢”从“区”声……汉许慎之《说文解字》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中“形声字”即占约八千。可见“形声字”之重要。而“同源词”约可分为二类；其一为音义相同而写法不同者，如：“洪”、“宏”、“弘”、“鸿”、“红”、“闳”等字，皆含“大”之义，而发音亦相类似；又如：“腾”、“登”、“乘”、“升”、“升”等，皆含“升”之义，而音亦相近；其二为形、音、义皆同之同源词，如：“句”、“钩”、“勾”、“苟”、“枸”、“苟”等字，皆含“弯曲”之义，且皆以“勾”为声符，形状亦相类似；又：“浓”、“醲”、“秾”、“脓”等字，皆以“农”为声符，且亦皆含“厚”之义；“戋”者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歹之小者曰“残”；“青”者含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曰“晴”，水之无溷浊者曰“清”，目之能明视者曰“睛”，米之去粗糠者曰“精”等，以上皆属同源词之类。（本段参考竺家宁先生之《古音之旅》一九八七国文天地版）本期最大之特色为无去声之声调，据清声韵学家段玉裁研究所得云：“远古之声调，原只平、入二类，上声于诗经时代方始形成，而去声则迟至魏晋时期方始产生”。另黄侃（季刚）之《音略》则云：“秦汉以前，只有平、入”之分，无所谓四声，魏晋以后，音韵渐明，四声之辨始析”。

　　中古音之时代，为自魏晋南北朝，以迄于唐宋。其间魏晋至六朝为反切勃兴与韵书发达之时期。如孙炎之《尔雅音义》，陆德明之《经典释文》，顾野王之《玉篇》及陆法言之《切韵》等，皆为该期之作品。唐宋则为反切之保存时代，其间，最重要之著作有《重修玉篇》、《唐韵》、《重修广韵》、《集韵》等书，紧扼古今音韵之枢纽，唐诗宋词之用韵，亦多以此期之音韵为依归。

　　元明以来，韵文日衰，且自胡人入主中国，以燕京（元时称大都）为其帝都之所在，胡语融合当地之语言而成为官方之语言系统。而中古音之入声则逐渐遭受到淘汰。代表当时之韵书为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即将入声字配隶于平、上、去三声之中。致全国大部分地区之入声声调，渐次消失于无形。唯东南沿海一带，仍保留此一语言特色，而至今未变。故凡有韵之文如唐诗宋词等，如以该地区之语言读之，即可感受到音调铿锵之韵味。该时期即为声韵学家所称之近古音阶段。虽然入声于语音中逐渐消失，然而读书音则大部分仍保有此一声调，即因有此双重标准，故凡读过几年书者，皆能提笔赋诗。反观目前之学生，虽经历小学、中学以及大学之十几年学习，能够辨别国字之平、上、去、入四声者，可说寥寥无几，间接影响其对古典诗词之兴趣。纵或有心，亦无法窥及门径，此即中华民族最优美之文学──韵文之所以没落之主因也。

　　语言之统一，固然有其好处，然而统一于不正确之语言政策下，使文学之脉，一截为二，其负面之影响，实令人不敢想像。往昔曾自诩为诗之民族，而今之国人，却无法去欣赏此一优美文学，更遑论及创作。行文至此，不禁掷笔三叹。

　　笔者曾以“当前国人，如有志于学习古典诗词者，于音韵一途，该如何着手”之问题，请教过湘籍诗学大老 许君武教授，承其明示“非从头学起不为功。”而业师 周植夫先生教导学生之法，亦是以标准之汉文古音，逐字逐句从头教起。际此固有文化濒临绝续存亡之关头，有心人之苦心孤诣，实在值得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