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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郎咸平一番话想到 | |||||
| 作者：石秋 文章来源：轉自網絡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2-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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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3 《21世纪》：目前有一些学者提出，由于特殊原因，部分国内改制的企业其实不是纯的国有企业，而是集体企业。因此改制过程中，必须考虑这部分资产的特殊情况，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郎咸平：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想做一个清楚的陈述。我想了解当初100％的国有资产怎么在你经营之后就变成了集体企业，也就是说我想了解这个转换的过程。 以上这一段对话，让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质，清清楚楚表达了出来。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纯国资背景下的经济环境，是怎样转换成为所谓集体经济，进而私有经济的？ 如果中国没有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几十年发展历程，我们是不会对所谓公有财产转换成为私有财产之间的过程产生这么深刻的体会。几十年的公有制经济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么我们所有公民是否是公有制财产的产权者？如果是，那么是谁在牺牲公民群体中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将公有的财产变成了社会极少部分人的私有财产？ 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这是有关贫富差距的历史感慨。当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贫民起来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候，国家资源从此成为全民所有，社会经济从此走向了以全民利益为基本立场的发展道路。从此我们相信在这个文明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地上，只要路有冻死骨，社会主义中国的朱门必无酒肉臭。在人民受苦挨饿的时候，当了几十年国家领袖毛泽东，他的子女他的亲人也一样在受苦在挨饿。社会主义中国，在人民困难的时候，是没有朱门酒肉臭的。 可是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在广大工人下岗，四十好几的男人女人们，要到街头摆小摊卖烧饼，城管来了就要跑要躲，酷夏烈日，寒冬悲风，风雨无阻，每月就挣那几百块生计。这个时候的领导们却在干什么？国资被贱卖，是谁在卖？国企败落，是谁应该负责？难道就应该最无助的工人们来承担后果么？ 为人民服务，这曾经是社会主义中国最流行的口号和主流社会观念之一。可当大批的国资要转化成为私有资产的时候，还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么？或许这么提“为人民服务”感觉还不够深刻，在广大干部“群众”充分享受中国经济改革的幸福果实的时候，日益巨大的贫富差距就好像一种对之前几十年历史的莫大讽刺。难道要我们相信，被媒体立为楷模的那些坐拥百万千万亿万的富豪们，在为家资不过万甚至不过千的社会贫民们服务么？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是贫民们在为楷模和精英们服务。 郎咸平是个香港学者，或者说是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研究经济的学者。就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公开指责。这是为什么？是郎为名而为之？为利而出头？ 或许我们不需要追究郎咸平所发指责的目的，但只就他所公开指责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并非从根本上反对私有化经济制度，相反他的言论内容理论核心，都离不开对私有制经济的烙印。虽然他如此公开的表达：“信托机制处理好了，国有企业未必比民营企业效率低”、“目前这种（贱卖国货）的产权改革方式应当停止”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我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孩子，但我相信，我对美国的了解，是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信心的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谈论问题”等言论。但是即使是在最强烈反应的时候，郎咸平所指责的主体，是国企改制所谓的资本运作，经理人对国资利益进行的侵占。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背景下，去看待在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国企改制，资本权属的转换，那些脱离资本规范的中国特色的资本运作，正是郎咸平所指责的重要内容。 郎提了个逻辑很能说明问题，国企老总并非国企资产的所有者，而只是国资的经理人。但是在国企转制中，国资是怎样成为这些经理人的囊中之物的？这正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公开的秘密。作为国资的经理人，在国企经营当中，不仅得到了国企资金资源的支持，同时还得到了在资本之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高价值的包括渠道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它的权属一开始就是明确的。不仅仅是资产的权属，还包括了资产运营的权属，市场渠道的权属等等。这些都不是凭空就由经理人们创造出来的。这些都是人民的资源国家的资源。国退民进的理论根源在哪里，国退民进中资本置换的立足点在哪里，这些都是郎咸平试图从资产转换中的规范性理论角度进行解析和判断的重要依据。 一向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界，不仅以西方学术上的代言人自居，而且还以国内“精英”阶层利益代言人自居。所有的经济问题，这些主流学者，都倾向于以社会中上层群体利益为立场，追求的经济发展最大化。而恰恰是这样的立场，为国企改制，工人下岗举杯欢呼，为国退民进拍案称快。正是这些人，为一个又一个富豪的产生击掌叫好，或许因为他们是经济学家（者），他们的价值根源就在于经济价值的成功。只要有了成功，至于成功过程的性质就不重要了。社会上有一种叫“成功学”的玩意，大概正是这些经济学家（者）们最俗气的代言。包括著名的“传销”也是这些主流经济学理论重要的连锁反应之一。 然而就是这个西化了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在面对郎咸平对国资流失所发的指责的时候，先是集体失语，之后在被指责主角某国企老总摆着硬道道应对的时候，又集体讨伐。 2004年八月初，郎公开指着格林柯尔，之后八月二十号北京晨报刊发了《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至此被激怒的不仅是那位国企老总，同时也让失语的中国经济学界顷刻沸腾起来。在央视的经济年度评选的评委刘东华嘴里，郎咸平的声音被认为是噪音，是对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价值的一种践踏。 这位评委没有评述郎咸平的指责具体错误在哪里，却搬出了“法宝”，认为郎咸平的指责是对我国经济改革战略的置疑，和哗众取宠。且不管是否有哗众取宠，对国家经济改革战略的置疑是罪过么？难道国家经济改革战略是无上的真理，是不容置疑的么？且不说在现实实践中，但只就学术研究中，能用这样不容人置疑的态度来指责郎咸平么？由此可见，这位评委，着实是主流惯了，派头大着咧。 在中国，这样派头的“精英”向来自恃已经立于社会经济体系中上端，所以更公然以社会经济理论的专业人士自居。在以学术的名义争取利益的同时，时刻不忘维护和巩固自己所在阶层的价值立场。而正是这样的立场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资立场背道而驰。并在具体实践中，两者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这也就是所谓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不如私有制经济的理论肇始。事实上，即使他们也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并非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时期，而是在他们所称不如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可以说算得上是个常识，可是计划经济不能带给他们高于普通群众太多的利益，而只有市场经济让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曙光。所以他们是极力推进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从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 计划经济是尽可能发挥社会人群体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将经济发展的效益均摊到普通民众身上，而市场经济则是尽可能发挥社会人个体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将经济发展的效益尽可能集中到部分人身上。当然，两种经济体制的目标似乎是一致的，都是社会经济的进步，所不同的是手段。而恰恰是这个不同点，影响了那些“精英”们的个体利益得失。 国有资产在不断的流失，曾经在国退民进还是国退洋进的争论中，有民营企业家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国资与其在国家手里流失，还不如交给私人手上发展。与其流失给洋人，还不如流失给国人。 国资似乎就是待宰的羔羊，反正总是要被宰。 郎咸平说：我今天的努力只是为了保护国有产权吗？错了。今天我保护的终极目标是私人产权。想想看，如果我们容许他人任意践踏国有产权，那么他们将来也必然会践踏民营产权，一个不珍惜国有产权的民族，是不会珍惜民营产权的。我想请问民营企业家一句话，你们敢把100％的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经营吗？你们不敢，为什么？因为你们担心职业经理人会像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老总一样，做得好就变成他的了。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政府必须严加监管职业经理人的缘故。 西化了的中国经济学界连根本立场于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郎咸平都容不了，其实贪婪之心真是表达得过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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