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字公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有集名《人境庐诗草》。他生当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起着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黄遵宪２９岁中举，历任驻日本、英国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１７年的外交官生涯，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向往，构成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并把这种理想寄托在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身上。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朝统治阶级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加强镇压，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斗争任务。黄遵宪以饱含爱国激情的笔触，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也体现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些反帝爱国的诗篇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是《人境庐诗草》的精华所在。

　　他的《出军歌》二十四首，分《出军》、《军中》、《还军》各八首，每首的最后一字连接起来是“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二十四个字，梁启超曾给予高度评价“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黄遵宪的诗歌题材广阔，气魄雄大，语言力求通俗明朗，在艺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早年时就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他写的那些咏怀时事、体现反帝爱国思想的诗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并且力求做到“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他在新加坡、英国、日本、美国等地所写的旅游诗，将自己的游踪所及，一一录于笔下，使异国风光，尽入眼底，令人耳目一新。

　　他能继承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吸收前代诗人的创作经验，并使自己的诗歌创作自具面目。在五言古诗的创作方面，他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并得到较高的评价。同时，在七古、七律方面的创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此外，黄遵宪还从民歌中吸取着丰富的营养。

　　不过黄遵宪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根本立场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的诗歌内容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同时，他也并没有坚持在诗歌创作中贯彻“我手写吾口”的主张，有时也堆砌典故，造成艺术成就上的缺憾。

　　“同光体”是近代的学古诗派之一。同，即同治；光，即光绪。光绪九年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说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不过清代的“不墨守盛唐”，并不始于“同光体”诗人，“同光体”的主要特点是学宋，也学唐，但趋向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至于同属中唐的大历十才子、白居易等则不学。“同光体”分为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虽同为学宋，但是三支宗尚也有不同的地方。

　　闽派陈衍主张诗有开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说，实际上闽派诗人并不学开元，重点在宋。陈衍自己学王安石、杨万里，郑孝胥学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赣派代表陈三立，学韩愈、黄庭坚，直接继承宋代江西诗派。

　　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学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的。沈氏提出诗有元嘉、元和、元祐“三关”之说，重点在元嘉一关，这是和陈衍“三元”之说不同的地方。元嘉，即南北朝刘宋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二家。这派上承清代中叶秀水派的钱载、钱仪吉诸家，主张学问与诗歌结合，沈曾植本人就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浙派除沈曾植本人外，作者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

　　不属于这三支而一般也认为是“同光体”诗人的，有通州范当世，蕲(qi阳平音)水陈曾寿，山阴俞明震等人。“同光体”诗人的诗，早期还有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作品，大多数则是写个人身世、山水咏物。清亡后，其诗作大都表现复辟思想。即使是后一辈并非遗老的“同光体”追随者，也是意气消沉的为多。

　　“同光体”学古诗风，所以能在清末泛滥起来，主要是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至道光后已极敝，所以“同光体”容易转移时人的耳目。而这一派诗人的自我标榜与广泛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中间关键人物是陈衍；另外还有不少朋友和学生奔走其门，“同光体”因此得风靡一时。

　　到民国二十六年秋(1937)，日本全面入侵中国，陈衍病死于南方，陈三立病死在北方，次年，郑孝胥死于伪满。（沈曾植已于1922年病逝）“同光体”诗派至此销声匿迹。

　　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出现了这样一位怪杰，此人身著袈裟而情缘不断，以奇丽幽艳的情诗和哀婉独艳的小说闻名海内；他就是被柳亚子评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苏曼殊。

　　苏曼殊原名玄暎，字子谷，曼殊是他的僧号。苏曼殊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诗、文、小说俱佳，且工书画、善尺牍、精于禅理，通晓英、法、日、梵等多种文字，是较早介绍雨果、拜伦等作品的翻译家，著有《曼殊大师全集》。

　　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是中国人，其母若子是日本人。因他是私生子，故遭人歧视，曾两度削发为僧。苏曼殊随父回国后，目睹国家山河破碎，同时他结识了章太炎、陈独秀、柳亚子诸人，接受了革命风气的影响，曾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吁，并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还参加了由柳亚子等人发起并领导的南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悲观厌世，渐趋颓唐。于1918年病逝，时年三十五岁。

　　据说苏曼殊原来的汉文化程度并不高，对于诗连平仄押韵都不懂，写字的笔画也不对。但他勇于学习，向章太炎、陈独秀等人学习写诗作文，不管是古人的、现代的、外国的作品都拿来天天诵读，日读日作，日作日改，不断长进，终于成为一代名诗僧。从苏曼殊的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晚唐诗风的影响。至于那些豪放之作则源自英国诗人拜伦，瑰丽之处得力于定庵，浪漫的意境肇从屈原和李白。

　　苏曼殊的诗曾受到过人们热烈的叹赏，如郁达夫在《杂评曼殊的作品》中说道：“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层清新的　近代韵味，所以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偕，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又如柳亚子在《苏曼殊之我观》中所讲：“他的诗好在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总之，是好在他自然的流露。”

　　苏曼殊的诗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艺术感染力，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令世人热爱，是有其一定的原因的。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诗中照见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从而对他凄惨的身世寄予了无限同情，而且苏曼殊的诗继承了我国优秀文学遗产并注入了新的内容，所以才能赢得一代人的青睐。

　　辛亥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中国的出路，苦闷彷徨，或则以声色自戕，或则弄古董、抄古碑，以消世虑。在当时的诗坛上，同光体的作品已不能招揽多少不者的注目，苏曼殊的诗有如一阵春风，抚慰着失意文人的心，受欢迎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苏曼殊的诗也并非那么完美，从作品的艺术性来说，高逸有余，雄厚不足，总体上给人以纤弱的感觉，题材也过于狭窄，格调悲戚，表现了浓烈的出世思想和惆怅幻灭的情调。不过他的诗中也偶有豪迈之气流露，《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