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程度之深化，诸多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开始勃兴，且各学科无论是研究对象、方法，还是理论框架，亦在不断完善之中。而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却仍然相对稳固而保守。它仍然在讲求广集史料，细致爬梳、严谨考辨，小心求证，几乎是朴学传统的现代翻版。就主流取向而言，任何史学观念或史学方法之更新、突破的尝试，都会被认为有哗众取宠、取巧投机之嫌。

一

     毋庸置疑，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史学传统的国度。而传统史学之分野大致有二：一是以古鉴今之庙堂史学，讲求宏观，旨在探索规律，冀以教化苍生，以《春秋》、《史记》等为其典范；一是求真求是之民间史学，讲求微观，旨在搞清史实，冀以考据自遣，以乾嘉学派集其大成。审慎思之，二者又不可相提并论。前者畅行于天，后者蜗行于地；前者向是主导，后者永为随从；前者似乎是目的，后者似乎更像是手段。历史上，史学一直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所以其必然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操控；而考据又是工具之工具，为同样作为教化工具的传统史学所驱使。故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随相伴，蹒跚而行已有数千年之久。

     时至近代，西风东渐。但传统史学仍地位巩固，体系完整。即使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前，所有学术领域皆难免大受冲击，而史学却一枝独“秀”，成为历次政治运动、舆论宣传的得力工具。此时史学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之强烈程度前所未有，故而将所谓“庙堂史学”地位推向极致。改革开放以来，种种外来的现代史学理论破门而入，横扫史坛，诸如费正清之“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列文森之“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等等，皆曾领其风骚，招摇过市。但细而观之，此类舶来之所谓理论框架，归根到底无非是在“就史论史”，与我国固有民间史学传统如出一辙，而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庙堂史学之教化传统大相径庭。时至90年代，久违的宏观框架仍然未能构建，可谓千呼万唤不见踪影。史家望眼欲穿，别无选择，只得埋头苦干，朝着更加实证化、朴学化的方向迅速迈进，致使传统的微观考据史学大行其道。其实，作为工具层面的考据方法，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任何时期皆未曾中断，且一脉相承。它不仅不会与庙堂教化史学传统发生矛盾，且在技术层面一直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一直为教化传统提供学术支持。以西方上述理论来弥补中国史学理论之虚空，简直就是实而又补；对“史学理论焦虑症”而言，则等于是未补先泻。而给虚症患者下泻药，效果可想而知。

     诚然，按现代理念，只有摆脱学术之外诸多因素的操控，史学才可称得上是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但万不可理解为只要摆脱操控，史学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科学。在中国这样一个教化传统十分强大的国度，史学欲独行其道，何其难也。且教化功能与史学体系的不可分割，恰恰表明史学在中国的终极意义。所以，在长夜难明的专制时代，史家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之、远离之，退回书斋，埋头故纸，以获得片刻安宁，寻得一丝宁静。乾嘉学派之出现之原因就是如此。其考据方法于不自觉中创造出明显的科学成分，能使史学的科学色彩大增。当今将其重新发扬光大，不仅应当，而且必要。然将一种工具上升为一种史学理念，则又有失偏颇。乾嘉老前辈之所以如此，乃因为清廷大兴文字狱，史家动辄获咎，一日数惊；而当前学术环境已大为宽松，学术无禁区，言者无其罪，而民族复兴大业亦亟需史学教化作用之推动，再钻故纸堆，则不仅有负学术使命，且有违时代潮流。

但颇令人为憾者，当今时日，在不少史家心目中，已鲜有为探索新的史学理论而努力奋斗的学术豪情。在此辈心目中，历史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最大可能还原这一存在。宏观的规律性探索踪迹难觅，史学的教化作用不再被提及。近年来，考据传统已唐而皇之地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在史学主流刊物上，史实考据之作充斥其间；学术著作中，考据性、描述性的成果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追求客观、实证和真实的描述，似乎已成为史学的最高境界。而对历史的主观释读和对规律的探索则淡出主流，积贫积弱。这无疑是一种将史家从思想家蜕变为考据匠的诉求；而将史料当成历史真相本身的做法，是由“史论结合”到“就史而史”的倒退。从“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的崇高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语，我们不难体味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学家的境界远不局限和满足于考据。

二

     史学若要跟上时代，与时偕行，除对史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之外，还需要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滋养。就中国自身的学术发展脉络而言，史学一向与文学和哲学三位一体，同根同源，原本就无所谓学科之严格分类。一部经典之作，往往难以界定其学科归属，一位学坛巨擘，亦无法确定其单一身份。譬如作为公认的史学经典，《史记》中的哲学光辉和文学成就不言而喻。从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所云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便可体味出其志趣。究天人之际者，旨在探求人与自然之关系，当属哲学范畴；通古今之变，旨在研究人类社会变化之规律，属于史学范畴，而成一家之言，则是欲运用文字为工具表达情感，抒发爱憎，立言于当时，而流传于后世，影响来者，当属于文学范畴。因此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其所撰《史记》，皆属于客观存在的多面体。正所谓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正由于承载着如此厚重的学术资源，作为中国的史家，必然要学识渊博，触类旁通。清代桐城古文派大师姚鼐，曾将其祖师方苞之“义法”说发展为“义理、考证、文章”，认为“三者相济，以能兼长者为贵”。鼐在《述庵文钞序》中曾云：“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以当今学术话语解释，义理即构筑理论之框架，属于哲学层面之精神关怀；考证即取舍史料之方法，属于史学层面之学术功力；文章即结句行文之风格，属于文学层面之造诣水准。与两千年前史迁老前辈之三段式遥相呼应，不谋而合。故而就现代史学而言，其根基不仅在史料之考证，哲学层面之义理当居首位，而文学层之文章亦必不可少。如今我们的史学界很多人，与其是在鼓励多元的史学风格，还不如说在提倡单一的考据传统，而乾嘉时代史家前辈之境界尚未低迷至此，足令我辈汗颜。若因学科严格划分，致使史学不再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不再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而堕落为一门匠气十足的纯技术性学科，其所造就之史家皆堕落成为“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门人食客，那无疑是“万马其喑究可哀”。而堆砌史料，行文无章，满纸“的”“了”，不忍卒读，亦难成“一家之言”而传世。

     中国评判史家，历来有自己的标准，讲求人品端方，思想深邃，目光如炬，心若止水，通今博古，文采上乘，德才学识兼而有之。然而在当今史学界，不少人却津津乐道于从诸如通得外语几种、搜集史料几多、考证工夫几何等技术层面来评价学者，致使诸多史家视野狭窄，才思枯竭，史学文章骨瘦如柴，干瘪生硬，毫无情感之交融，才情之流淌。无形之中已将思想者矮化为匠人，将才子挤压成鲰生。其实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断不仅仅局限于工匠之技，更重要者是对历史整体的透彻领悟与远见卓识，能自觉致力于对一种大气象之营造，大格局之构筑与大规律之把握。在史家考订史实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其深厚的学养才智，是为天地立心的壮志豪情。史家诸多精彩之论，断难仅从所谓客观史料中必然推演出来，其间渗透着明察秋毫般敏锐，由表及里之颖悟，以及对万物机理之洞见，天地玄妙之探求。而正因忽视于此，处于信息时代之我辈，史料搜集手段已先进得无以复加，写作之便捷亦毋庸赘言，占有史料和写作速度方面，胜先贤前辈昏灯秃笔者多矣，但综观当今史坛，虽有不少前辈上下求索，不舍昼夜，著述等身，华发苍颜，然真正堪称划时代意义之大师者，尚未曾或见也。其实，作为工具，电脑之功能对史家而言绝对是等而下之。它只可助我等书写与记忆，却永远无法代我等思考。而将史料学本身当作史学之作法，即是将现代史学倒退回专制时代之史学而有过之。作为无任何生命力的史料，必须经过史家的解读与阐释，才能将其激活，赋予其学术生命。此过程既需依靠哲学之升华，又需仰仗文学之承载，其工夫明显存在于史料之外，可集中体现出史家之能动性，折射出其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考量着其视野的开阔程度和学养之厚薄。

     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对外学术交流之拓展，中国的史家不可能再像前辈那样孤芳自赏，闭门造车。国外同行的评价与褒贬，已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参照。而在当今国际学术讲坛之上，西方价值体系占据要津，英语拥有话语霸权，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学者从来不肯承认运用中文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有值得他们重视的一流成果，而其价值充其量不过是可为其提供前所未闻的，来自异国他乡的，未经理解和整合的学术毛坯，或为其史学理论提供东方例证而已。而中国史学是巨大的客观存在，中国的两种史学传统，无论是以古鉴今的教化传统，还是求真求是的实证传统，既相辅相成又合而为一，具有永恒的学术价值。在中国新史学形成即传统史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史学必然占据着学术本位，仍然是必须依靠的珍贵的学术资源。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吸取异域文化某些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凭借着自身的学术资源，重新构建起属于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在已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哪位史学家构建出现代史学的理论体系，他无疑就是新时代的名副其实的史学大师。而能完成此神圣使命者，往往不是一位史家，而是一批史家，几代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