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论坛·北京）吴承明先生，1917年1月3日生于河北省滦县。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业律师；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毕业生。先生幼年读私塾，稍长，立志以科学救国。1932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1934年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此后，感到习学经济更能振国济世，于是转入经济系。此时，日军侵华凶焰日炽，华亡危机在即，先生以一腔报国热血，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等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先生是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36年秋天，他被迫离校，转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继续学习。时值国难当头，平津危机加剧，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先生参加由平津学生及医护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次年服务团解散，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该校系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这里名师荟萃，先生得以面聆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师之教诲，最使他难忘的是陈先生所授“佛典文学”。这里，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1940年毕业后，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和《经济日报》编辑等职。
　　1943年冬，先生越洋赴美继续深造，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当时，美国经济学深受盛行的凯恩斯学说的影响，哥大则还保留着J.B.克拉克之遗风。先生学习成绩优秀，荣获“金钥匙”奖，并成为“Β·Ω·Γ”荣誉学会会员。1946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与钢琴家洪达琳（后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为伉俪。旋任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助手并归国。此时， 库氏受聘任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吴先生为该委员会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
　　1947年初，先生任上海中央信托局信托处襄理，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等，当年发表《中国国民所得和资本形成》论文并被译载。1949年他的《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被几种刊物转载。是年末，举家迁北京。先后任职于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处。1958年，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前身）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设立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并兼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到“文革”，研究室被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辽宁盘锦、河北固安等地的“干校”。1973年底，才获返京。
　　1977年起，先生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198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现任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等。荣获国家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证书。
　　

二

　　先生学贯中西，古今融通，早在作学生时就发表过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论文，归国后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及相关问题。四五十年代中心题目是国民所得和产业资本，重点研究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六七十年代以来，主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逾二百万字，由京、津、沪等地二十多位学者历十五个春秋，至1993年全部出齐。从撰写体例、主要内容的规划，到执笔导论等重要部分的写作，再到统稿删改的大量工作，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力与精神。此着确可视为中国经济史的里程碑，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不仅先后获得多种学术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经济学专项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而且中外刊物先后发表许多书评与介绍，另如英国麦克米仑公司决定出版英文译本。
　　八九十年代，先生重在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尤其对商业资本、市场和交换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中国现代化理论等方面着力甚多。其研究特色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之结合，研究核心点是中国的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他注意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动态，并运用其中适应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方面作出了典范。他的结合与运用是能动而理性的，突出于选择与修正。例如，先生有“计量经济学”的深厚功力，十几年前我读博士生时就上过先生这门课程。但 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明中叶以前不太适用计量方法，此后可以用，但资料必须可靠。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就是使用了系统论述与计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发表即有转载和英、日等文译本，后来他对其中一些资料又进行了修订。再如，近年来以D.C.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影响本国，先生认为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资料。
　　先生的研究重心是近代经济史，但他主张先作“专家”后当“博士”，即在专精基础上要贯通。八十年代初他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前资本主义部分和中国经济史部分主编，亲自撰写的“中国经济史”长辞条，是对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史的系统总结。他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发展论”，即历史包括经济史的发展可能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趋势是进步的。
　　1982年他发表《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主要讲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对于前者，后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继续研究；对于后者，则有《谈封建主义二题》深入讨论。“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近代封建主义”是先生提出的概念，意指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有其独有特征。“广义政治经济学”是先生又一重要课题，他倡导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有影响的学术动态。这也是以前资本主义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学者理论困惑的共识。
　　他主张“史无定法”，即可以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的各学派的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对此有重点论述。先生认为治经济史必须有历史学的修养和经济学的基础，他的《论历史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其从理论到方法的阐释。他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历史主义，而史学要与社会科学结合则是肯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他一再申述──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这可视为他方法论的基点。
　　他在《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针对“冲击──反应”范式和“传统──现代”对立的理论，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论，并予以实证考察。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他考察近代农业生产力，认为传统农业可以承担近代化的任务，但不否认其落后面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他以科学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在再版时指出对于近代人口与耕地“我的估算已落后了”而应“改用时贤新论”。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他分析利用手工业的功效及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指出可 能有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但终败于以洋行、租界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的道路。《论二元经济》从理论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并加以实证分析。先生认为将传统农业的作用局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力不对，关键是低估了传统农业的剩余。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总认识，集中在《世潮·传统·近代化》短文中。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 先生已经着手研究市场问题了。1983年起，他发表了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他的《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分析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他还写了《试论交换经济史》，建构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提出──“交换先于生产，并几乎成为经济发展的导数”。这在经济学研究上是重大尝试，非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与坚实的史料基础与史学功力不可。他研究市场，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入手，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他的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他注重流通的研究，认为仅仅从生产的视角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于是，他用了很大力量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十六至十七世纪、十八至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进行系统考察，这可说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现代化研究理论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希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研究之路，这可以视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这些研究， 集中体现为近年发表的《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十八和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等系统成果，得出中国现代化肇端于十六世纪的明代“嘉（靖）万（历）说”。此说并非是他的发明，如傅衣凌先生就有过相同论点。但是，是先生将此说立论，并以坚实的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展现于世人。《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是他最近的一篇论文，论述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同时指出市场机制也有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
　　先生治学十分强调专题研究，重视论文的撰着，“由小而精到大而博”。他主张行文精练不夹虚文，他的论文大多是掷地有声的精品。1985年先生曾出版《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的论文集，是1949至1983年论文的集萃。1996年出版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则是他1985至1995年论文的精选汇集，这部集子是为祝贺先生八秩华诞而出版的，更是他近十年来重要学术贡献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