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年叱咤风云的爱国青年，如今已是八旬有余的老人了。不过，先生眼不花耳不背，常开会，还能爬山，每天依旧笔耕不止。我大致统计一下，发现他70岁（1987年）以后问世的成果不仅数量而且质量相当可观，占据其学术成就的重头，甚至可以说经济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大多集中于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做学问是不老人的，尤其是天性豁达、乐天知命的人。
　　实际上，先生一生坎坷，外经国家民族之忧，内怀悼亡丧子之痛，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孜孜以求者，惟有追求真理、献身报国。他视利禄声名如草芥，以日新又日新之自我创新为己任。他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勉励后学，无微不至；幸列师门，如沐春风。与一般先生不同的是他重视实践经验，学生“下海”他并不反对。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属性情中人，乐观洞达。他好酒，自称“酒家”；喜美食，且中西南北菜系风格不拘一格，每每谈笑：“我吃菜和做学问都主张兼容并蓄。”
　　他常说：“学术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各有其特点，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切磋。” 他把学术上的“发展论”，也身体力行于自己，主张“今胜昔”、更能“人胜己”。他多次与我谈及“长江后浪推前浪”，以后学之能为喜、以后学之得正己，这又何尝容易！其博大风范在《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文中可见一斑：痛责自己曾回避十七世纪的“低谷”是“逃避”、是“可耻”，其律己之严，实在令人不能不衷心敬慕和感佩！与此相对，他待人却十分宽厚，认为考察学术不应以观点为据，即应当允许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存在。他谈学问，不爱批评别人，循循善诱，尤其观点上主张各讲各的，说可以谈认识但不必让人接受自己，更不要以己而非人。相形之下，若自以为是，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面子”而死不承认；或更有甚者，不懂装懂或压制不同观点者，难道不该自愧吗？先生的科学精神、博大襟怀与谦逊态度，确实令任何与之有交往的人无不肃然起敬。他十分注意新的研究成果，并以之修正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小人物”的研究。例如，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他对清代亩产量的统计资料、他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是影响很大的；然而，先生并不“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表现出公开自我批评的勇智，甚至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们有幸仰慕先生风范，实为自己终身楷模。
　　1992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完成，先生已是七旬有五了。他回忆往事，不能自已，将其“干校”生活写照之《濯足偶谈》及《一锄集》删选成册，印赠“老友一哂”。所谓“濯足偶谈”是在干校劳动后每晚濯足、闲谈、偶尔笔记；“一锄”则典出“一锄明月种梅花”，是1946年3 月先生与洪达琳结婚时，其父寄赠牙章一枚之文，后此句置《一锄集》之首。《偶谈》不仅再现了那段艰辛而又难忘的岁月，也留下了他伉俪近半个世纪的深情，更是他国学底力文才心志的记录。他论诗，说唐诗炉火纯青，是诗的高峰；宋代政治派系斗争厉害，诗坛却互相尊重，这正是宋诗多样化的好处；宋诗题材广，风格多样格律自由，也可以说好处在于不那么炉火纯青，正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平实自由而奇峻纯青，不正是先生的写真吗？
　　借先生诗句：“亭外松犹白，山中叶未红，崎岖有鸟道，绝顶待攀登。”祝他健康长寿，不止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