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
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
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
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
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
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
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
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
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
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
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
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
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
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
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
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
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
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
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
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
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
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
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
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
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
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
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
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
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
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
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
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
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
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
的指控：
          
                   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
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
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
    ……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
    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
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
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
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
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
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
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
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
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
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
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
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
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
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
    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
    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
    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现真理、担
    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
    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
      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
识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
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
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
天还多着呢！试看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
“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迷恋着七音
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
“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
“民族自信心”的显例！
      
                  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
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
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
    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
    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
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
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中
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
话来比西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
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
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
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
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
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

                   中土流传病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
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
们传过去的。”在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教士的
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
    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
    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
    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
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据史乘，
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
未免有点无赖了。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
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读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
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的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
天佑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学对
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
出罗盘、火药、印刷术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
里脱胎换骨好多次了！
          
                     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
归来，写成了《不得已》。他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
使中国有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疱，不过
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
的文明，一方面又觉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
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本也没有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
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的转入
“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
   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
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
    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么？否认了一切西
    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
    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
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
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诋
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
    
                  酸葡萄病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
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
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子
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
    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
    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
      此又安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
到葡萄的狐狸的专用语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
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
      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
“不得已”病的还低级：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
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好，可
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
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
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可是人心并没有。不
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
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
有的已经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服
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
论如何，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
膀上，任凭鬼子们一尺一丈的增高，我们这些“痴顽老子”是绝
不在乎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这是中国人文字魔术最蛊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
的一次表演。张之洞高叫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表面
上，至少承认西学可供“采补”，至少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
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尽管用，必得“西
学先由中学”，孙家鼐的两句话把这种理论的核心点破了：
        中学包罗西学，不可以西学凌驾中学。
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真精神！这种精神，事实上只是奕訢、文
祥、曾、李、左等人洋务理论的“建构化”。当然张之洞之流把
它建构得很别致、很迷人，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焦灼状态下
的国人的口味。顺着这种思路滑下来，在民国二十四年出了
一件怪事，就是盛极一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
“十教授宣言”。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孙寒
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他们在宣
言里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
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
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
化身。这真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了！据我看来，王新命诸公
唯一比张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点“批判态度”来做取
舍标准，而张之洞在这方面的念头似乎没有他们强烈。但是
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在“残基”（residues）上面和张之洞是完
全一致的。他们真可说是“友天下曾经致力于党务之士，尚论
古人”了。

                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这一派的头脑构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
的构造。前一派是体用二分法，这一派是精神物质二分法。
在体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学局限在科学工艺的“用”上，便很
容易转形为这一派了。所以老实说，这一派比体用二分法还
浅薄。这一派的理论本是清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
蜕变，到了《欧游心影录》（一九二0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东西
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二年）时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气
象。下传至陈立夫得意的时代，这种理论更是日正当中了。
陈立夫写《中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劈头就说西方
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正和他们异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长短互见，一个是偏于精神，一个是偏于
    物质。
        我们要赶快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创造完美的新文
这种断钉截铁的确定感（sense of certainty），由这么一位大护
法来多年推行，无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

                  挟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
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样，肯定的目标则无二致。三百
六十年前，利玛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
“与中国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就说大主教义“与
儒书，又何所异焉？”（卷八）这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比附。这
就好像名不副实的广告一样，一时虽能得售，久了就会露马
脚，，教皇格勒门得十一的六条禁约带来了中西冲突的白热
化。两年后康熙还击，他拿起红笔，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立论，令人可笑者多！
这是公开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论事，康熙皇帝此言也
未必过当，想洋鬼子对东方能够有所“通”，实在是太乐观的
事。他们偶尔有“倾慕”色彩的，也无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
眼光比附一阵，用来推销他们的主义和满足他们的偏锋感觉
而已。莱布尼兹用他的《单子论》（Monadologie）来比附中国
儒释道三家学说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弗朗克
（A.H.Francke）、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伏尔泰、狄德罗、海
尔佛修（Helvetius）。巴夫尔（Poiver）、揍内、堵哥，这些人对中
国的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可以胡乱肯定的。但是这些
人名单到了挟外自重派的手里，自然就会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尸，还祖宗之魂了。他们在“国威坠失，民族陵夷”的
时候，会大叫道：“你还说中国文化不行吗？外国的大思想家
都佩服我们呢！”于是张其昀埋头大写其《艾默生论中国文化》
（《东西文化》页十七），谢扶雅也伏案大做其《来布尼兹与东西
文化》（《岭南学报》一卷一期）。他们的结论无非是“嘻，何酷
似‘圣人之徒’也！”洋权威引过来，正好可填补他们“子曰”、
“诗云”意识的空虚。既然得观古人之光耀，又闻洋人一言以
自壮，无怪乎他们都那样活泼泼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比前面六派开化多
了，也斯文多了。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
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
的：繁复的中西文化被他们往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装，手一
拍，大功就告成了！
            
                        大团圆病
    大团圆病是比以上三种更会梦呓的狂病。犯这种狂病的
人，大脑大概休息了，小脑却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
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天下顺眼的东西都可以融会协调
和凝为一。这种反射从董仲舒开始，射到今天还未打住。钱
穆接过来，一口咬定“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
    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
    统。（《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一六二）
反过来说，中国文化对西方却又存一种礼尚往还的回敬，对于
          近代西方思想上之冲突矛盾不得解决处，可有一番
      意外之贡献与调和，（《中国思想史》自序）
这样一来，中西双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钱穆意犹未尽，他居
然说出“并不想专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他主张
          只要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断提
      撕……则此后中国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将为中国传统，而
      我们也希望中国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开展出世界人
      类之新文化。（《文化学大义》页八十）
这种大团圆的好梦做来好像对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无偏袒，
其实钱穆的内心深处是“项伯式”的，虽然拔剑起舞，本意却在
“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国文化是也；中国文化者，孔
子教义是也。孔子教义
          将决然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
      史本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宝贵的教养。
    （《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决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标准的“唯我论”（ego－
tism）！读了这些新预言，我才知道所谓“世界文化新生”，原
来竞是向孔子教义看齐；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结果，竟是让中国
圣人来当家。这就是钱穆的“文化客观真理”。我写到这里，
真忍不住要叹气说：所谓中国今日的“史学家”，毕竟还是“近
乎卜巫之间”的人儿！
      
                 超越前进病
    犯这种病的人大概头脑中有点“八十公米低栏”的幻象，
因为“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栏吗？“前进”云云不正是赛跑吗？
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
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大法师就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
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中的
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
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而在这传统派的门户中，二十
五年来，一直扮演一个会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说：
        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
    当学习之，况中国所国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
    的，亦当摒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
    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
    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
    子》页十九）
看这些话，我实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体西用派诸公有任何不
同之处，也看不出他“拒绝”了哪一点、“超越”了哪一点？他的
语调是“况中国所固有者乎？”“况非中国者乎？”处处不脱那点
传统的自信，“中国之为中国自若也！”可见他在本质上明明是
中国本位的，所以他才会主张“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
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这种浮夸的调儿实与
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同一气息；和二十七年前张
季同的“创造的综合”一样味道（参看张季同《西化与创造》，
《国闻周报》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论”
来一次港台对照（参看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页三四
八）。坦白说吧，“发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经不能使我们兼顾
了，想不到胡秋原还想“创造”，还想
        师汉宋中外学者之心，并以汉宋中外之学为我注脚，
    从事新的创造。（《中国文化之前途》页三十二）
这种既虚矫又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
遗传，与吴康诸君子
        参酌古今，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现代智慧之陶
    铸（《宋明理学》结论）
等空言同出一厂。这些新文化的创造论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
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骛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
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
的也是他们。
    以上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
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盲目的夸
大风气已经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的世风正
成着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们不想重蹈明清浮议的覆辙，真
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正轨，“融合”、“超越”这些怪梦实在可
以醒醒了！
    
（下略）

文化的东西，或文明的东西，当然不能移植，我们移植西方的文化（文明）当然是不可能的（引进基督教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是否就是否定全盘西化的正当理由呢？

答案是：否

首先，何谓西化？以前可以说是“西方化”，而现在已经不和时宜，因为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全盘西化就是胡适所言——充分世界化。

其次，世界化之世界的现代文明形态，是以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为代表的，充分世界化也就演变成了现代化，就是科学与民主化。

如果，认为全盘西化，认为充分世界化，认为现代化，认为科学与民主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就是另一中“闭关锁国”。

并且，我在此要强调，“全盘西化”并不代表我们丧失了民族文化，

举例来说：彼得大帝时候的俄国就是搞“全盘西化”，俄罗斯丢失了优秀文化吗？

                  明治天皇的维新，就是全盘西化，日本人的文化丢失吗？

                  韩国的今天就是全盘西化，而对于本土文化的发扬比我们差吗？再想想朝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