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崖”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是元末明初著名的作家。他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早年即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在数十年的创作过程中，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则始于他中年时在吴下、钱塘与李孝光一起倡导“古乐府”之后。当时，他自称“铁雅派”，他的诗也被人称为“铁雅诗”。所谓“铁崖体”或“铁体”，是后来的变称。

　　他的诗除了取法于杜甫、根柢于二李之外，还学习韩愈的《琴操》，效法刘禹锡的《竹枝》与韩偓的《香奁》，纵横多姿，不主一家。铁崖诗风的主要特征应如明胡应麟所说的，为“耽嗜瑰奇，沉沦绮藻。”铁崖体一方面继承了韩愈以来晚唐奇崛的诗风，而另一方面的“沉沦绮藻”，也即秾丽冶艳，是铁崖体的又一风格特征，是从晚唐温庭筠、韩偓一路发展 而来，不过却带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

　　前人的肯定往往着眼于杨维桢的才力与艺术造诣，至于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瑰奇秾丽固然是铁崖体的风格，但其特点首先是在内容上有着新的突破。铁崖诗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世俗的、属于市民的思想情趣，诗中充溢着的乐观和现世享乐的基调正是市民生活态度的反映。

　　杨维桢虽然追踪晚唐诸家，但不是只在模声拟调，而是着力于铸造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其新的内容也带来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些作品类似散曲，有的与元代散套的体制相近。可见杨维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元散曲的影响。

　　铁崖体的这些特点，也是杨维桢主倡的文学思想所决定的。所谓“复古”，是要求诗歌重现古代“诗三百”所具有的活泼、自然的精神。他主张诗歌要表现人的个性，同时反对以摹拟为诗；倡自然，反雕琢。这种理论表现出反抗传统束缚、要求自由抒发个性的倾向。

　　“铁崖体”在当时颇为风行，被竞相效仿，其门徒众多。其中的佼佼者有杨基、张宪、宋禧等人，各有诗集传世。但由于有时往往过于崇奇尚怪，也产生了一些流弊。如造古语、袭古体，用古韵等等，造成艰涩难读的毛病。

　　在诗歌的发展史上，杨维桢有着重要的地位。从严羽批评宋人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而忽略了诗的“别趣”以来，宋末“四灵”派已有摆脱窠臼、力求清新的趋向，但他们师宗贾岛、姚合一路，沉湎于五律，“争工于句字间”，因此境界局狭、诗思枯窘。元代的诗风萎疲，也与形式上的因袭有关。直到杨维桢乘弊而起，提倡“古乐府”、并“突过古人”，振奋一时之耳目，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为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入明以后，专主盛唐，诗风又变，但杨维桢的影响也一直延绵不绝。

～“吴中四杰”

　　“吴中四杰”是指元末聚居在吴县的四位诗人，他们是：杨基、张羽、徐贲、高启。因为这四人都是在明初期时去世的，故此历来均把他们划入明初阶段。

　　杨基，字孟载，他才华烂漫，精于诗律，诗风绮丽新巧，但也有豪宕痛快之作。他少年时的成名作即为仿效元末大诗人杨维桢所作的《铁笛歌》，杨维桢本人看了之后曾赞道“吾在吴又得一铁，优于老铁矣。”

　　张羽，字来仪。他的诗音节谐畅，情喻幽深。有集名《静居集》。徐贲，字幼文。世人凭他的诗“词采遒丽，风韵凄朗”，不过他的诗才“四杰”中只居于末位。

　　高启，字季迪。他居“四杰”之首，是公认的领袖人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他道“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明诗纪事》中也誉他为“高启天才特绝，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可见对他的评价之高。

　　高启诗现存有两千余首，大致上可分为乐府诗、写景诗、怀古诗和叙事诗。他的乐府诗大多是依照旧题拟作，但时能别出新意，另有一小部分则是自立新题，描绘民众的劳动与生活，还有的描写民间的风俗。

　　高启的写景诗善于把自然界景物的动静，形象地凝聚在他的诗句之中，能启发读者产生某种生动的联想。他还写了许多题画诗，也属于写景诗一类。

　　怀古诗在高启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怀古诗也即咏史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题材，它反映了诗人的历史观，并借用历史教训警戒世人。高启号称“邃于群史”，这方面是他的长项。

　　叙事诗是高启诗歌中最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这些诗大都采取长篇的形式，夹叙夹议，明显的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这种长篇叙事诗，每篇动辄数十韵以至上百韵，这需要有奔放的气势与雄厚的才力，非一般纤巧的诗人所能达到的。

　　高启的诗歌饱含着元明之际这个特定时代的现实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反映了这个易代变革时期的矛盾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至于在艺术上，高启是个真正的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中国诗歌的多种体裁、格律和表现手法，且自具一种清新俊逸、豪迈爽朗、流转自如和气势昌盛的风格，为结束元代诗歌的旧格局，揭开明代诗歌的新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