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十子”

　　“闽中十子”是指明初闽中诗派的十位作家。有：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他们都是福建人，作诗的旨趣相近，在洪武、永乐年间结社唱和，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

　　闽派论诗，主张宗法盛唐。他们强调盛唐诗的“文质”和“华实”，不过这并非指李、杜等人作品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而是指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即盛唐的“冲融浑灏之风”。所谓宗法盛唐，即要求作品重现这种风貌，比较偏重于艺术形式方面。

　　闽派诗论的出现，与明初文风的转变有关。明朝建立后，在文化思想方面，提倡程朱理学，崇尚朴素，整顿风俗，力图扭转元末靡荡之风。同时提倡朴实的、有利于政教的文风，诗风亦随之丕变。闽派诗论与此不无共通之处。正所谓“文与时迁，气随运复。”

　　闽派诗论的出现，同时也是诗歌发展的自然趋势。自宋人严羽抨击宋诗、倡导向汉魏、盛唐取法以来，宋末四灵派直至元人皆主唐音；闽派亦受到严羽诗歌理论的影响，对这一潮流有所继承。其实“铁崖派”诗风盛行后期，以高启为首的吴派就已有追踪盛唐的倾向了。

　　闽派诗人力求通过模拟体格、字句，重现“盛唐冲融浑灏之风”，但他们往往忽视了所处的时代的特征与诗人的个性精神，这是闽派诗论的根本弱点。而绳趋尺步，模拟成习，缺个性与创造，导致了“闽中十子”的创作成就不高。就他们自称的楷式盛唐而言，他们不学杜甫反映民生疾苦和讽喻时事，因为这在明初是犯忌的；也不学李白才情豪逸，傲岸不羁，这与他们的美学趣尚不符；而实际上他们倒与大历十才子相接近。

　　他们的创作实践也给后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三杨的“台阁体”，以及前后七子，都有模拟剽窃之病，实源自明初闽派。

——李东阳

　　李东阳，字西涯，湖南茶陵人。李东阳的诗学理论和创作，上承三杨台阁体，下启七子复古派，在明代中叶文坛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在朝中身职高官，政治地位显赫，又注意奖掖后进，一时间诗人奉以为宗，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文学流派。因为他是茶陵人，故被称为“茶陵诗派”。

　　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以台阁宰辅的地位，领导文坛三、四十年，形成台阁体。台阁体诗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务求雍容典雅，词气安闲；不但内容贫乏，技巧上也无可取之处。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有云“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

　　李东阳既想改变台阁体垄断文坛的局面，却也不完全反对台阁体，他在《怀麓堂诗话》中讲道“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体气，隐逸恬淡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必有其一，却不可少。”他认为，台阁体和山林体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他两体兼备，成为台阁体和山林体均作的诗人。还有部分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这些诗文，虽谈不上深刻，但与台阁体内容空洞的作品相比较，无疑是一大进步。李东阳欲以雄浑之体改变当时萎靡不振的文风，尽管他未能摆脱台阁体习气，但他的创作和理论冲击了台阁体在明代中叶诗坛的统治地位，开辟了真诗复生的局面，这是李东阳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李东阳的诗论提倡“导源唐宋”，他十分推崇李杜，认为“近代之诗，李、杜为极”。不过他溯流唐诗，推崇李杜，主要是从音律声调方面着眼。这种诗论必然要引导他人走向模拟唐人格调的道路，为后来的拟古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提出的“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和形式主义的“格调说”，正是受到李东阳诗论的影响。但李东阳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等人毕竟有所不同，李梦阳、何景明主张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李东阳却出入宋元：“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

　　李东阳还能以时代发展的观念来看待文学的兴衰，他指出“诗之为物也，大则关气运，小则因士俗，而实本乎人心。”认为各个时代气运、习俗不同，每个时代的文学也就各不相同。因此，李东阳反对逐字逐句地模拟剽窃古人。他在强调音律声调的同时，还注意到“天真兴致”，提出诗歌要表达真实的情感。李东阳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反对模拟剽窃古人，与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理论相异，而和“公安派”的“性灵说”相似，为后来的钱谦益所宗。

　　自从李、何首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后，复古主义动摇了“茶陵派”在明代中叶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前后七子统治文坛几十年；直到明末钱谦益、程孟阳等人“又复东阳旧说”，以李东阳的诗论为基础来反对七子派，才使“茶陵派”在明末又重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