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突出，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朝廷以八股取士，使广大读书人整日埋头于八股文间，以求一第，无暇他顾，造成了文学的衰落。当时诗坛上盛行的是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与道学家高谈性理的性气诗，严重阻碍了诗歌的正常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一些较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都迫切要求改革文风。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明代七子派诗文理论的纲领性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者是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继李东阳的“茶陵派”之后，李梦阳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正是符合了当时的要求。他与何景明、徐祯卿、王九思、边贡、康海、王延一起结成七子社，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流派。在前七子的冲击下，台阁体逐渐衰落，但道学体却依然盛行。

　　至嘉靖、隆庆年间，李攀龙、王世贞与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谢榛、宗臣相结社立派，人称后七子。七子中各人之间，以及前后七子之间，在文学理论观点与诗文创作方面，各有所不同，但在反对台阁体、道学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方面，则是一致的。

　　他们讲究各种体裁均要“直截根源”，取法乎上。所谓“诗必盛唐”只是概括而言，事实上他们提倡是四言诗要学《诗经》，古诗要学汉魏的作品，只有近体律诗，才学习盛唐诸家。他们推崇汉、魏、盛唐诸大家的优秀作品，用以对抗台阁体与道学体；想使当时的人知道，除了这些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诗作之外，还有汉、魏、盛唐时那些具有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以此来起到开阔时人眼界的作用。

　　七子对汉、魏、盛唐的诗歌，有不少评论，其中不乏精到的论述。他们赞扬这些优秀的诗歌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现实，能把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较好地统一起来。他们的赞扬既是用来批判台阁体与道学体的，也表明了他们学习的方向。

　　不过“诗必盛唐”的口号，虽然包含着合理与积极的内涵，但同时也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他们推崇汉、魏、盛唐，而对中唐以后的诗横加贬抑，对宋以后的诗更是一笔抹杀。这种观点在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风气：“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能薄弃晚唐，自传初盛，有称大历以下，色便赧(nan上声）然。”而其作品，肤廓空泛，只能得古人之皮毛。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在晚年也已认识到这种观点的片面性，提出了“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观点。

　　七子倡导“诗必盛唐”之说，偏重于学古，也容易产生摹拟剽窃之病。李梦阳曾主张要像临摹古贴那样摹仿古人的作品，结果产生了许多假古董式的作品。李攀龙有时甚至只改动古人作品中的几个字，就算做是自己拟作的乐府诗。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后人的指责。

　　取径狭窄，再加上摹拟剽窃，必然产生艺术上的雷同。因此七子的作品，就单篇而论，并非一无可取之处，但连篇累牍，如出一辙，使读者生厌。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成就。在以后的反复古运动中，公安派就首先对七子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当然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七子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前后七子在明代的中后期影响诗坛达百年之久。在反复古浪潮过去之后，“诗必盛唐”的口号又随着宗唐之风的盛行而屡屡为人道及；清初的著名诗人顾炎武、吴伟业等人都对七子进行了肯定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