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同“竟陵派”

　　公安派同竟陵派都是以标举“性灵”崛起于晚明的两个诗文创作流派，后人有时误把两派相提并论，认为竟陵继承和发展了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其实两派之间具有着实质性分歧，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文学流派。

　　公安派同竟陵派虽然都主张“性灵”，但是两派对“性灵”的理解却有着跟本的不同。公安派所说的“性灵”，主要是指人们出于天性的生活欲望，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势利之心。公安派的袁宏道认为，只有出自性灵的诗才是真诗，他指出，民歌多真声，因为它们是无闻无识的普通人的真情流露。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情欲，较少的受到封建礼教的浸淫，直率地表现了他们对饮食男女等生活欲望的追求。

　　公安派的文学创作实践是和他们的理论相一致的，袁宏道等人的诗文坦率地表现了他们对世俗生活的爱好和对生活欲望的追求和肯定；也肯定了人们为满足生活欲望，而对财富的追求和获取。袁宏道还公开承认好色，认为好色是人的天性，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人们的情欲是无可非议的。公安派的诗文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意识和要求，这种思想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能看到，在竟陵派的诗文中也是没有的。

　　公安派的诗文坦率真诚地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追求，故此也被一些文人视为鄙薄俚俗。而竟陵派为了纠公安派之偏，另立幽深孤峭之宗。竟陵派所说的“性灵”，则指的是避世绝俗的“幽情单绪”，他们超脱现实生活，从虚无飘渺的生活境界中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寄托。竟陵派认为只有处于空旷孤迥的境地，通过孤行静寄的思索，才能写出表现作者性灵的真诗。这样的诗文与世俗格格不入，成为不带人间烟火的作品。

　　两派对于“性灵”的理解不同，所以追求“性灵”的方法也不同。公安派不从古人诗中求“性灵”，竟陵派则倡导于古人诗中求得“性灵”。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提倡诗文革新；他们着重于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依傍古人，主张写诗必须“见从己出”，反对传统观念对创作自由的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公安派也提倡不受约束，各人凭自己的性灵“信口而出，信口而谈”。他们强调灵感触发的创作冲动，听任神思自由驰骋，反对前后七子“格调说”对创作自由的束缚。公安派提倡创作自由，开拓了诗文创作的境域，给当时死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一股新鲜空气。

　　至于竟陵派倡导诗文表现作者幽深孤峭的思想情绪，这种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早已普遍存在；也正因为于此，竟陵派要从古人诗文中求得性灵。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认为，古今诗文创作的途径和方法不同，但在诗文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上，也即“性灵”上是一致的，而前后七子仅从形式上仿效古人，只能学得古人的皮毛而失其精髓，只有求得古人之真诗，在精神上达到古人的境界，才能写出有“性灵”的诗。这与公安派通俗晓畅的诗文大异。

　　公安派在诗文创作上强调自然的韵趣，在思想方面率性而行，无所顾及，在文学上主张充分发挥自由创作，反对传统文学观念对人的约束。竟陵派认为诗文要有义理，主张读书养气以求厚。竟陵派的所谓厚，一是指诗文的艺术风格要蕴藉浑朴，一是指封建的道德修养。这是两派的又一个显著不同。从文学的影响上看，公安派从对前后七子的批判入手，在扫荡复古派摹拟剽窃的风气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而竟陵派后起，影响上也不及公安派。

——陈子龙

　　陈子龙，字卧子，明末诗坛的盟主。在明清交替之际，他曾写下大量气壮山河的诗篇，其中充满了对民族危亡的急切呼吁，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陈子龙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时代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性；崇祯弘光两朝，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军事成败、人事兴废，在他的诗篇中都有所反映。他的诗文情并茂，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

　　在各种诗歌体裁中，七律和七古最能代表他的诗风，即高迈雄劲、悲壮激昂。这些诗对敌骑侵扰、经抚失策、太监监军、边将丧师，发出沉痛发感愤，气魄雄壮。

　　除了对内忧外患慷慨悲歌、痛快陈词外，即使是一些登临酬赠、节日感怀的作品，也常能表现出他关心时局、担忧国家前途的胸怀。

　　此外，陈子龙的词也写得沈哀凄丽、蕴藉极深。当明代词学衰微之时，他力振宗风，始开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先声。

　　陈子龙的诗歌，无论是在当时或后世，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大抵论明诗者，都推陈子龙为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