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仕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朦胧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短期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于蔡孑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去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当时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人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任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询，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的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丸善书社去定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着两个房间。当时学生界的思想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我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柢，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学，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这个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3000份。以一部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当时负责编辑的是我和孟真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20多来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做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抨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之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之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这一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之胜利，反因而学术界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还有一个《每周评论》，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新潮社几个人合办的，是一个短小精悍的小报。不料这个刊物遂成为以后一切小报的祖宗。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谈文艺、讲思想和批评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这个杂志，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进步党讨论系的《国民公报》(蓝公武、孙洪伊为主笔)和研究系的《晨报》(蒲殿俊、张梓芳、陈溥生为主笔)也先后在北京响应，在上海方面，则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办《星期评论》，同《每周评论》几乎是两个姊妹报纸。关于文学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加以猛烈的批评。而上海的进步党所办的《时事新报》，也闻风景从，张东荪和张君劢等还办了一个《解放与改造》，虽然谈社会问题比较多些，却也是响应文学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后所谓新文化运动几乎布满全国了。但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布满全国，中间还有两个政治运动在里面，第一个运动是比五四运动早一年，因为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而起的。那时候还是冯国璋做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这个反日运动，是从日本留学生发动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两个留日学生的代表，其中一个叫阮湘，在北大西斋饭厅慷慨激昂的在演说，大家莫不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最后我跑上讲堂对着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来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这句话出来以后，大家受了一个极大的刺激，当场表决，第二天去闯新华门。到了那时候，果然北大学生还同其他几校的学生，集合在新华门口，一直围到下午5点多钟大家才散。哪知道回来以后，蔡先生提出辞呈。蔡先生之辞职是会使北大发生根本危险的，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愿意的。我自己是不愿意北大坍台。而顾颉刚反把我痛骂一顿。后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叫冯国璋把蔡先生的辞呈退回，我们自己也去对蔡先生说，这件事体，完全是同学为着国家大问题而出此，不是不顾北大。经过了一再解释，蔡先生也就答应下来。这场风波也就结束。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然而这件事却很少有人提起(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谓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自从这次请愿以后，北大有一部分学生，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其中重要的人物是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周长宪、孟寿椿等。当时，他们也要我加入这个组织，但是我对于这种比较狭义国家观的刊物不很热心，而且自己还要专心去办《新潮》，对于《国民》杂志，只算是一个赞助者吧！

　　《国民》杂志里面的人，多半是实行的人；《新潮》杂志社的人，多半是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人，所以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学生会里面组织分为七股，各股的主任几乎是《国民》杂志和《新潮》杂志二社的人平分的，这两个杂志，所以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基础。

 　　在此地附带说几句话以结束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当时还有一派北大学生和教员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国故》，其目的在于和《新潮》对抗的，这一派的主干，在教员之中，便是黄侃，学生之中，便是张煊(后来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是非常薄弱的，其抨击新文学的地方，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登了许多文艺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国斜阳的吟呻而已。所以《国故》杂志出来，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而且有许多人很轻视它，办了不久也就停止了。毛子水在《新潮》上做了一篇《怎样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一文，倒惹起许多旧学家的称许。当时对于新文学的抵抗力不外三种，一种是林琴南派，一种是东南大学的胡先骕和他所办的《学衡》杂志，一种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国故》杂志。但是综合起来，抵抗力还是很薄弱的。

 　　现在讲到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几种： 　　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一种以气节相标准的态度，有意去撄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里，朝鲜发生徒手革命，也给大家以深刻刺激(当时我到北大图书馆里面去看报，注意到大家都在抢着关于登载朝鲜徒手革命的报纸看)。第五，因为受欧战以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孑民所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讲演)。以上是这个事件的原因，至于这件事体具体的酿成，都完全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在4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300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面。到5月1、2日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5月3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3日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18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到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9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在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300元拿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以为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以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下午1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11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5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1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1点10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直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只有我和江绍原两个人进去到使馆界内去找美国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参赞出来见我们，他对于我们很表示同情，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并且说，由他去和使馆界的警察交涉，让他放我们通过，我们从美国公使馆出来以后，又到了别的几个使馆，告诉他，我们示威的意思。回转身来到美使馆去问美参赞，同使馆界警察交涉允许我们通过的结果怎样。他说，使馆界的警察是答应可以的，但是刚才警察总监有电话来，说是不可以让学生们通过，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办。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大家更是愤怒，当我们报告交涉经过的时候，大家便要求我们硬挤进去，后来想硬撞不成事体，反而给别的国家以不好的印象，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了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一个短墙的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的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着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们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响迩。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字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还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面还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便当场被捕。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5点钟睡到6点钟，6点钟以后，重新振作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那天晚上适派我到各报馆去解释这件事体，等到十几家重要报馆都跑完以后，时候已经是半夜3点多钟了，所以那一晚便没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一律罢课，并且各校代表齐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课堂开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也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面的人。在五四那天，曾经开了一个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段锡朋的名气陡然间闻于全北京。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到了5月6日那一天，他们接洽好了，听说吴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长于5月7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以此为条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学生。徐世昌也有这样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的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5月7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我们全体罢课的决议，乃是5月5日通过的，5月6日的晚上10点多钟，蔡孑民及汤尔和(医专校长)以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到北大的校长室里面，把我们找去，说是现在同吴炳湘已经有这样一种了解，只要明天全体复课，他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当时去见这几位校长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有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我便问他们几位校长说：“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他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明天复课好了。但是我这句话说出来，许多人便反对，以为我们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许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对我意见的。我说：“现在为减少被捕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于是当夜我们分成五队，去通知全体同学，明天复课，除每个宿舍派一队外，其他两队，是负责通知宿舍附近公寓里面的同学的。大家出发时候，已经是12点钟，同学们完全睡着了，一个一个房间敲起门来，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还不相信，还要费许多心血去解释，解释不明白的时候，还要受大家的责骂。半夜醒转过来的人，相对讲话，口中臭气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这可以说是我在那一晚上特别记得深刻的一种感觉。幸而能得大多数同学之了解，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还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学亦先后复课了，到了10点钟，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之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等到被捕的全放出来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照常理说，这件事情可以告一个段落。但是当时有两种情形，是决不能使这件事告一个段落的，一件是山东问题还没有了结，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失败下去；一件便是蔡孑民先生于5月7日学生出狱以后，便当夜出京，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跑了。跑的时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封信的头两句话如此)。这封信出来，许多人很费推测，于是大家去询问国文教授，请他们去查这个典故的来源。因为这些国文教授见大家纷纷请教，当时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的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经过这次事变以后，北京大学遂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为铲除外交上的障碍，政府方面，也很想对于北京的学生界下一番毒手，这个情形，学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学生运动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于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批南下的就是段锡朋、陈剑翁、许德珩、黄日葵、祁大鹏(中国大学)、瞿世英(燕京大学)等。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联合上海及各省学生代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了5月底，各处的布置已经有点头绪了，于是我们在北京接到段锡朋的密电，说是可以相机发难。到6月3日那一天，于全北京的学生里面，挑了500多人，分队出发演讲，那一天被捕的有100多人。第二天，继续派人出去演讲，大家都带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预备被捕的。当天被捕的大概有400多人，第三天，被捕的达900人之多，监狱关不下去，于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层层的刺刀和机关枪守着，如临大敌一般。到了6月4日，我们想把恐怖的新闻电打出去，我就带了40几块钱去打电报，哪知道我一出去，侦探便跟着我，于是跑到日本邮局去拿一本丸善株式会社寄来的书。侦探在前面守着，哪知道那个日本邮局有个后门，我就从后门走了。结果，居然被我把那个电报拍到上海去。上海方面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全体学生便出发，除分散传单外，并向各家店铺，要求他们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到了6月4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的前面，用一只碗向自己脑壳一打，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因此，这个北京学生与政府正在短兵相接的时候，学生方面，正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忽而得到了这种有力的声援，一刹那间，个个悲欢交集、哀痛淋漓，而声势遂大振。当时上海、天津方面所提出要求政府的条件，第一，就是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就是罢免卖国贼曹、陆、章。第三，就是不签巴黎和约。而三个条件之中，以释放学生为先决条件，所以5日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至于罢免曹、陆、章的命令也随着下来，以由学生运动扩大成的民众运动，使内阁局部改组，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件可以诧异的事情了。不过山东问题还没有拒绝签字，北京教育界还有受摧残的危险，这两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到7月和约要签字的时候，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会在新华门一次，在新华门口，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同华侨，也就闻风兴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他签字，拒约运动，因为内外夹攻，所以终能实现原来的主张，而为后来华盛顿会议留下一个争回山东的余地。至于北京各大学被摧残的问题，也是使大家寝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孑民先生，所以他们要胡仁源来买通一批投考的学生，来占据北大学生会，硬把学生会的图章抢去，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胡仁源到校。同时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预备好上任的汽车。谁知此谋不密，被北大学生会中人知道了，当时便召集紧张会议，每一个人发一个特别符号，集合在第三院，时三院的被买及投考学生，正议“夺帅印”的事，还没有完结，哪知这边去了两三百个人，一个个的把他们擒住了，并且带了纱麻绳把他们捆将起来，便在法科大礼堂设立公案，推举出了五个审判官，来审判这些人的罪状，他们也陆续的把被买经过供将出来，大家又逼他们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还要他们在悔过书上盖手印，再拍了一个相，然后把他们放了。这幕滑稽，遂因此终了，而他们抢北大的计划因而失败，但是他们却继续进行向法庭控诉北大学生会的职员，以为私设法庭和逼迫人行使无义务之行为(这条法律怕是永久没有人用过的)。于是法庭拿了学生会里面20余人下狱，其中有孟寿椿、鲁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时候，学生会要我去做代表，我几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师刘崇祐接洽。许多上诉状都是我写的，这场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知识。这一幕取成都的戏没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据，他们的野心，亦因此而减少一点。那时候蔡孑民先生派蒋梦麟先生到北大来，以总务长的资格，做他私人的代表。到双十节左右，学生会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慨然答应回来。在蔡先生到校时候，刚巧是双十节，各学生便捐了一批钱，教员也捐了一些钱，共几百块钱去买了几万个馒头，上面盖着红戳子是“劳工神圣”四个字及其他成语，在那天便分发于北京各平民，都由北大学生去发，这真是面包运动，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当时北大的学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间房子中住着七八个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个人，说起饭来，包饭只有四块五毛办一月，两块钱是现洋，两块五是中交票(当时中国交通银行的票一块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饭只合三块钱。当时学生在吃饭时候，除了五个菜以外，每人还分两个馒头，大家抢着吃，吃饭是先打锣的，故有“锣声动地，碗底朝天”之谣。这是北大生活的一点回忆，是附带记载于此的。

 　　五四运动到了这个地方，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为要逼迫政府取消军事协定，学生和政府又起了一个大冲突，这个冲突，使北京大学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的被围。当时政府有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到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现是南京中央饭店的经理)的家里，由他家里带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一同去。在傍晚时分，我便由一院后门逃出，经过铁狮子胡同想到永定门上车(只有普通快车是在永定门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门，车已开了，于是跑到李光宇家里坐了半夜。半夜时候，又到永定门去上车，车又开了，于是我只得和张国焘坐待城门开门，当时很怕守城的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城门上有自鸣钟，总有鸡鸣狗盗也一律不济事的，我们等他开城门，总是不开，到城门开了，火车又走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只得直接沿着火车轨道走去，到了丰台，登车南下。南下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北京来。这段故事虽然是我自己的经历，写在此地，也算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吧！

 　　——民国20年8月26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传记文学》编者按：本文系罗家伦先生于民国20年口述，马星野先生(原单名伟)笔记，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顷承罗先生长女公子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本刊发表。罗女士为旅美经济学家张桂生教授夫人，孝思不匮，编者谨致谢忱。 　　(转载自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注解： 　　⑴　本文原题《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由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本书转载时略有删节。

　我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大学求过学；先父朱希祖从1913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才离开北大。所以我所接触的北大各方面人物较多，积累有关北大的史料也比较丰富。现在先把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1930)就我个人所知道的写在下边。 　　一、五四运动以前北大的学风、文风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到解放以前已有50年的历史。在这50年中，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898年到1916年蔡元培长校为第一阶段，名称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 　　(二)从1916年蔡元培长校到1927年张作霖派刘哲改组北大为第二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又改为京师大学。这10年中，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三)从1927年复校运动到1949年解放为第三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院又改为北京大学。这一阶段中经过抗日战争，学校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 　　在五四运动以前，北大曾在同旧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崭新的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文化生力军，北京大学在这种新的形势面前，又首先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四时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河北乐亭人，1888—1927)以及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浙江绍兴人，1881—1936)都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他们在北大播下了革命种子，数十年来繁荣滋长，使北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种文化革命，是在北大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发生了分化，现在先谈五四运动以前的北大学风和文风。

　　在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67—1940，清光绪己丑科进士)到北大以前，代理校长是胡仁源(浙江吴兴人，1883—？)。胡本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在推尔蒙大学毕业，专门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代理校长。他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大多数是前清遗老，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些所谓名流。在教授中间，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福建泉州人，1854一1928，教拉丁文)，也有封建文人如刘师培(江苏仪征人，1884—1919，曾与杨度等组织筹安会，拥护帝制，为“六君子”之一)、姚仲实(安徽桐城人)、陈石遗(福建闽侯人)、黄季刚(湖北薪水人，1886一1936)等。在学生中间，也大多是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的遗少，上也者在报章上写写文章，捧捧女伶(当时叫做“女戏子”)；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是异常缺乏。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季刚，刘师培为代表。黄季刚名侃，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炫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字申叔，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的古文。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先父朱希祖当时为北大文科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写道：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

　　蔡元培到了北大，觉得这种学风、文风有改变的必要，遂决心大加改革。1917年初，首先请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879—1942)为文科学长(当时北京大学分文、理、法三科)，理科学长复元瑮(1884一？)，法科学长王建祖(1881—？)。不久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1963)从美国留学归国，又被聘请为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了刊物《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向旧派开火。钱玄同(浙江吴兴人1887—1939，这时还没有改名，他本名夏，字德潜)又从而和之，刘半农(江苏江阴人1891—1934)也摇旗呐喊，这是所谓新派。先父这时主持国文研究所(当时还没有设系，相当于后来的中国文学系)，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新旧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论白话文学之价值》一文，赞成白话文学运动。学生方面也创办《新潮》杂志，响应《新青年》，声势十分浩大。于是姚仲实、陈石遗等才不安于位；黄季刚、刘师培也先后去职。北大学风、文风为之一变。这是新派对旧派交锋的第一回合，结果是新派旗开得胜，旧派败下阵来。

　　二、《新青年》、《新潮》与《北京大学月刊》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来经陈独秀主编后，始改名《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经常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当时与《新青年》对立的，在北大有《国故》，在南方有《学衡》杂志，更有林琴南在上海利用《新申报》发表《蠡叟丛谈》，向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进行攻击。《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的并不出色。教员中只有黄季刚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新派而已，但是他向不执笔。刘申叔写了一些文章，但是他只谈旧学，却未还击。《学衡》杂志出版较迟，以南京高等师范的柳治谋、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主体。他们代表封建文化，宣扬所谓人文主义，用文言文来批评反驳，不是《新青年》的对手。《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地采取攻势，锋芒锐利，猛厉无比。其中以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王敬轩原是社内“某君”的化名，后来成为公开的秘密)。钱玄同也参加论战，但以发表随感录与通信一类短文为主。这一类短文大多是短小精悍，像一把尖刀似地插中敌人的要害。后来陈独秀于1920年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革命传单，为段棋瑞军阀政府所捕；胡适又分化出来，变成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青年》不久也就停办了。

　　《新潮》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它所提出来的宗旨有二：(一)介绍西洋现代思潮；(二)批评中国现在学术上社会上各种问题。主编是中文系的傅斯年(山东聊城人1896—1954)和英文系的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傅斯年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之一，这时忽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后来大概由于胡适的关系，学校对于傅、罗办刊物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卷。在当时《新潮》算是响应《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但是历史是无情的，20年不到，这二人都显出了原形了。 　

　第三个刊物是《北京大学月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性刊物，它是直接在蔡元培提倡之下，由当时北京大学各学门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主编的。在1919年1月创刊号上，有一张轮流担任编辑的姓名、别号和收稿处所表如下： 　　第一册 朱希祖(逖先)(1879—1944年)国文研究所 　　第二册 俞同奎(星枢)(1876年生)化学研究所 　　第三册 马寅初(寅初)(1882年生)经济学研究所 　　第四册 胡适(适之)(1891—1963年)英文学研究所 　　第五册 秦汾(景阳)(1882年生)数学研究所 　　第六册 陈启修(惺农)(1894年生)政治学研究所 　　第七册 蔡元培(孑民)(1867—1940年)校长室 　　第八册 陶履恭(孟和)(1887—1964年)哲学研究所 　　第九册 张大椿(菊人)(1882年生)物理学研究所 　　第十册 黄右昌(黻馨)(1884年生)法律学研究所 　　这一张表，所列的都是各学门研究所主任，在当时都算是“一时之选”。再加上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总务长蒋梦麟，教务长顾孟余，便可看出当时(“五四”运动以前)北大教授阵容的大概了京大学月刊》发表学术性论著，有的用文言，有的用白话，代表当时百家争鸣的盛况。 　　三、废科设系 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形成 　　蔡元培的另一措施，是取消过去北大的分科制度，改设18个系，直接隶属于校长及教务长之下，使北大成为一座现代综合性大学。这18个系和它们的负责人如下表：(有括弧者当时尚未成立) 　　组一 　　数学系 前秦汾(江苏嘉定人1882年生)；后冯祖荀(浙江杭县人1879年生) 　　物理学系 前夏元瑮(浙江杭县人1884年生)；后颜任光(广东崖县人) 　　组二 (天文学系) 　　化学系 前俞同奎(浙江德清人1876年生)；后何育杰(浙江慈溪人1882—1939年) 　　地质学系 前李四光(湖北人1889年生)；后王烈(浙江萧山人1882年生) 　　生物学系 李石曾(河北高阳人1882年生) 　　组三 　　(心理学系) 　　哲学系 陈大齐(浙江海盐人1886年生) 　　(教育学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1884年生) 　　组四 　　中国文学系 前朱希祖(见下)：后马裕藻(浙江鄞县人1880—1945年) 　　英文学系 前胡适；后陈源(江苏无锡人1895年生) 　　法文学系 李宗侗(河北高阳人1895年生) 　　德文学系 杨震文(河南南阳人1891年生) 　　俄文学系 顾孟余(代)实际负责人俄人伊文 　　组五 　　史学系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1879—1944年) 　　法律学系王世杰(湖北崇阳人1882年生) 　　政治学系周览(湖南长沙人1888年生) 　　组六 　　经济学系 马寅初(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后顾孟余 　　这个措施，是在1919年4月经过北大评议会正式通过而实行的。在这以后，又成立了东方文学系(以日文为主)，以周作人为主任；最后又成立了社会学系，以陶孟和为主任。至于天文学系、心理学系、俄文学系主任是谁，现已记不清了。此外还有预科，主任是关振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他还在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并在政治学系讲授现代政治。这样，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便在北京大学的基础上形成了。 　　四、蔡元培的“兼容并收”政策 　　蔡元培在1907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过学，后来又于1920年到1921年赴欧洲各国考察过教育，多少受到一点欧洲大陆上自由研究风气的影响。所以他做北大校长，便提出“兼容并收”的政策。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的，不管你是属于何种派别，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在同一学校讲学。于是北大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的保皇党辜鸿铭，也居然在讲台上高据一席，和政治上最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分庭抗礼。在哲学方面，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张颐(四川叙永人，1888年生)讲黑格尔哲学，马叙伦讲老庄哲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并宣扬他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北大教授和学生办的刊物，如《每周评论》、《语丝》、《莽原》、《猛进》、《现代评论》、《新生》……层出不穷。在同一学校里，甚至在同一座大楼的楼上楼下，便可以听见两位教授同时在唱对台戏。 　　蔡元培开设新课程中最遭受外界批评的，是中国文学系里新设的戏曲小说和哲学系里新设的印度哲学两课。在这以前，我国大学里还没有开过这两门功课。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对于大学里开起戏曲课来，便曾冷嘲热讽地加以攻击。戏曲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字瞿安，江苏吴县人，1883—1939)，著有《顾曲尘谈》、《霜崖曲录》、《元剧研究》、《曲学通论》等书，本是有名的戏曲家；后来吴梅回到南方去了，便推荐许之衡(广东番禺人18?？—1925)继任。印度哲学起初由许丹(字季上)担任，除了讲佛家哲学以外，还讲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不但一些“卫道”的先生们反对，连正统派的佛教也表示不满。许丹本属于佛教密宗，不大愿意教外道哲学，教了一两年，坚决地辞职不干了，随后由梁漱溟继续担任。蔡元培也感到校内外责难纷至沓来，不好应付，所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加以解释道： 　　吾国承数千年来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藉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当时北大的自由研究风气，的确是经过一番斗争而后树立起来的。有人以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混乱现象归罪于北大，而蔡元培的“兼容并收”政策实为祸首，认为蔡功不抵过。这是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的妄议。如果没有当年五四运动后百家争鸣的盛况，就不会取得后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所以用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五四运动时代北大自由研究风气的发达和兼容并收政策的实施，也正是历史发展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五、五四运动侧写 　　关于五四的研究和报道文章，已经很多，本文只就侧面略加叙述。运动的直接起因，是由于青岛问题的外交失败，北京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故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北大学生于1919年5月4日午后1时，在红楼大操场集合。下午两点钟，和其他各校学生集会在天安门前广场，列队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了赵家楼，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又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军阀派出军警镇压，逮捕了三四十个学生。一时学生罢课，表示反抗，接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当天晚上，北京十四校校长，营救被捕学生，要求保释不允。北大校长蔡元培亲到警察厅交涉，愿以一人抵罪。当时的军阀当权派是段祺瑞。他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北京大学，更换各校校长。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段芝贵等一些死硬派，甚至有“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说法。于是蔡校长愤而辞职，学生通电挽留。可是蔡元培因为提倡新文化运动，又曾在《新潮》发表《劳工神圣》等文章，久已为当局所忌；恰好这次风潮又发生于北大，当局遂借题发挥，阳为慰留，而暗加压力，并放出空气，说要调廊房驻军某旅进京来镇压学生运动。蔡知事不可为，遂决意辞职。辞呈已经送出，5月8日晚上11点钟，忽然传来急报，大概是不利于蔡的消息，又说徐世昌已下惩办学生的命令。蔡遂于第二天一早只身出京，在报上留一启事道： 　　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不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个启事短短几句话，传遍了全国，蔡的声名益大，学生的挽留益坚。北大教授会和评议会于13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一致决议挽留蔡氏，并推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为代表，赴教育部请愿；当时教育总长是傅增湘，他也对蔡氏表示同情，向国务院力争，并三上辞呈，后来见形势不佳，也离开了北京，退居到西山去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本来无意于留蔡，而且已派胡仁源为北大校长，来接蔡氏的后任。可是北大学生坚决表示反对，双方相持不下。不久运动又扩展到全国，各地纷纷起来响应。北洋军阀政府自6月2日起，即开始大捕学生，3日并派出军警占据北京大学，这是所谓“六三”案件。后来因各专门学校校长抗议，到6日才把军警撤退。政府终迫于舆论，不得不仍请蔡氏回长北大，并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蔡氏于9月间回到北大，但和北洋军阀到底不能安然相处，1920年10月，遂出国赴欧、美考察教育。1921年9月，蔡回到北京，然以北方政局日非，频频发生军阀内战，不久遂离开了北大，以后虽名义上仍担任校长，实际上不再回到学校了。 　　六、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我在1923年夏天考人北大，一直到1929年夏天离开北大。在这六年中间，前四年(1923—1927)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当时北方时局虽然扰攘不定，学校经费虽然时发时欠，然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和言论出版上还是比较自由的。蔡元培虽然离开了学校，而以蒋梦麟代理校长，但是一切制度秉承蔡氏的成规，教授治校，评议会决定一切。全国有名学者教授，齐集北大；而万方学子，也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幸。有的远道前来的学生，一时考不上北大，也情愿前来做个旁听生。外国留学生到北大来求学的也颇不少。当时景山东街、沙滩、骑河楼一带小公寓里，住满了各地来的学生。生活虽然艰苦，然而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多都能安贫乐道，为追寻真理摸索前进。 　　当时在第一院是“三沈二马”的天下。三沈是沈士远(1880—1950)、沈尹默(1882年生)、沈兼士(1894年生)，都是浙江吴兴人，而且是三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字叔平，1880—1951)，都是浙江鄞县人，也是两兄弟。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便是马裕藻，(字幼渔)，他教小学音韵，著有《戴东原之音韵》一文，和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一唱一和，共同宣扬戴东原的学说；但是“戴学”在北大，终不若“红学”之走红运。马裕藻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最久，在北大评议会(马神庙公主府银安殿上)24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是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也不是好当的，因为学校里派别分歧，新旧两派的斗争常很激烈，每逢一学年开始，马氏常坐着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还须适应学生的要求，折衷于新旧之间。在“三沈二马”之中，沈尹默虽然是领袖，但是他好居幕后，不大出来讲话；代表这一集团出面讲话的，总是马氏。此外名教授中，钱玄同讲文字形声，后来提倡国语罗马字拼音，在《新生》刊物上发行专号。沈尹默讲唐、宋诗。沈兼士讲小学音韵，说文释义。黄节(字晦闻，广东顺德人，1874-1935)讲汉、魏诗(尤其是曹子建诗)。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周作人讲新文学和东方文学。许之衡讲戏曲。还有刘半农、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891年生)、林损(字公铎，浙江瑞安人，1892年生)担任的功课已经记不清了。总之北大的中国文学系，办得有声有色，在国内当时各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 　　哲学系的主任是陈大齐(字百年)，讲授逻辑及心理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但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到第三册，(应该是宋元理学)便写不下去了。另外马叙伦(字夷初)讲老庄哲学，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傅铜(字佩青，河南兰封人，1886年生)讲西洋哲学，张颐讲黑格尔哲学，徐炳昶(字旭生，河南唐河人，1886年生)讲欧洲哲学史。胡适于1926年出国赴英、美考察，即离开北大，回国后转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梁漱溟亦不久离开北大，到山东去搞乡村建设了。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北大哲学系的阵容已经比前减弱了。 　　英国文学系主任本是胡适，后来胡于1926年出国，由陈源(字通伯，别号西滢，江苏无锡人，1895年生)担任主任，他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和鲁迅展开文艺思想上的论争，是《现代评论》派的中心人物之一。该系教授有温源宁(广东陆丰人，1899年生)、罗昌(字文仲，广东宝安人，1884年生)、徐志摩(浙江硖石人，1895—1932)等。德国文学系主任是杨震文，教授有德人卫礼贤、洪涛生；法国文学系主任是李宗侗；东方文学系主任是周作人。这三系学生人数较少，办的都不大出色。 　　史学系也是北大有名的学系之一，1919年成立时，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过去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现代的史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其基础，所以它和经济、政治、法律三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北大18系中，史学是和这三种科学并列为一组的。朱希祖担任主任，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中国文学史》；1928年以后，又专开南明史的课程。此外名教授有陈汉章(字伯弢，浙江象山人，1874年生)讲中国古代史，陈翰笙(江苏无锡人，1897年生)讲西洋史，何炳松(浙江金华人，1890年生)讲史学方法论，张星烺(字亮尘，江苏泗阳人，1887年生)讲中西交通史，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1879年生)讲元史(后二人系兼任)。 　　教育学系由蒋梦麟兼任主任，教授阵容也还整齐，该系有许多课程，是和哲学系共同开设的。名教授有高仁山(江苏江阴人，1894一1928)、刘廷芳(浙江永嘉人，1891年生)、童德禧(字禧文，湖北蕲春人，1882年生)等，兼任教员有袁同礼(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895年生)，专讲图书馆学。 　　第二院是过去的理科，一共有六个系。数学系主任是冯祖荀，物理系主任是颜任光，化学系主任是何育杰，地质系主任是王烈，天文系主任是秦汾，生物系主任是李石曾。就中以地质系最为有名，教授除西人葛利普外，有翁文灏(字詠霓，浙江鄞县人，1891年生)、李四光(字仲揆，一度担任地质系主任)、丁文江(字左君，江苏泰兴人，1887—1935)、朱家骅等。 　　第三院是《现代评论》派的大本营(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教授都属于这一派)，一共分为四系：政治学主任是周览，字鲠生。他是国际公法的专家。教授有高一涵(安徽六安人，1885年生)授政治思想史，陶孟和授社会学，张祖训(字慰兹，江苏吴江人，1892年生)授英文政治名著选读。法律学系主任是王世杰，他是《现代评论》派的首领，在第三院操纵一切。老教授中，除王建祖、顾孟余、马寅初可与分庭抗礼外，其余诸人大都受他支配。王世杰讲授比较宪法，贩卖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另外黄右昌讲法律学，何基鸿(字海秋，河北藁城人，1892年生)讲民法，燕树棠(字召亭，河北定县人，1892年生)讲法律哲学，林彬(字佛性，浙江永嘉人)授刑法。(还有余■昌、白鹏飞、石志泉、陈瑾昆都在该系担任过教授，所讲授的课程已记不清楚了。)经济系主任是顾孟余，他从事政治活动较多，还兼教务长，不大授课。教授有王建祖讲经济学，马寅初讲银行学，陈启修讲财政学，皮宗石(字浩白，湖南长沙人，1887年生)也讲经济学，周炳琳(字枚荪，浙江黄岩人，1893年生)讲经济政策余文灿(字育三，广东台山人，1892年生)讲国际贸易，周作仁(字谬生，江苏淮安人，1895年生)讲汇兑等。社会学系成立较迟，主任是陶孟和，教授有谢循初，讲授社会心理学。 　　北大的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预备入理科，乙部预备人文科、法科)，为大学本部打下基础，办得也很不错。预科主任是关振伯，后来是沈士远。国文教授有郑奠(字石君，浙江诸暨人，1895年生)、张煦(字怡荪，四川蓬安人，1894年生)、朱洪(字■臣，浙江海盐人，1894年生)，国故概要教授有沈士远、单不厂(浙江萧山人)；历史教授有李素棻(字革痴，河北阳原人，后任伪天津市教育局长，成为汉奸)，地理教授有郑天挺(字庆甡，福建长乐人，1900年生)，逻辑教授有屠孝实(字正叔，江苏武进入，1893一1932 年)。数学教授有赵淞(字雨秋，四川阆中人，1896年生)、罗惠侨等。 　　北大还设有国学门研究所(第三院)，由沈兼士担任主任，招收研究生，并聘请钱玄同、徐炳昶、陈垣及朱希祖担任导师。该所搜存明清大内档案极富，整理研究颇有成绩。北京大学图书馆设在第一院，由李大钊担任馆长，在北京各大学图书馆中藏书之富，也是首屈一指。 　　这四年是旧北大的全盛时代，当时在北京出版界和报刊论坛上，空气也最为活泼。北大教授们办的刊物，有《语丝》、《猛进》、《现代评论》。文艺界的左翼和右翼，时常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展开论争，引起全国的注意，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又考人本科中国哲学系，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1920年才毕业。1919年5月4日，我正在家乡养病，不在北京，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YX。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我考入北大的时候，听说教育部曾请严复来当校长，他怕事烦不干；继请章士钊当校长，他又因自己年轻，怕对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来请了浙江的数学家何燏时来当校长，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风潮赶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代理校长，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满心想把法、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来。他办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当时的蔡先生： 　　其一：“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2月) 　　其二：“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8月)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人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YX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YX，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1919年2月，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这篇讲演颇能代表他的思想，特抄录于下： 　　诸君！此次世界大战争，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裤儿，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咨议顾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YX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转载 人生一念之明，等於遠處一燈，非暗室一燈。

　　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 　　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所以我们当时颇以这事做谈话的资料。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不过当时仅仅是一种希望的意思，觉得赤手空拳，何从做起，简直和戏论差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习惯，这个希望也是我们群居的一种消遣品。 　　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谈起这层事。子俊说：“何如竟自尝试一回呢?不成功也没甚么不可以。”于是乎作了个预算。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社员分配担任外，不够还多；至于文稿，或者不至于很拮掘。我们想，我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学校或者可以帮我们成功。子俊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所不及的，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十月十三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甚么样的杂志，不使他杂乱无章，不使他有课艺性质，定他的原素是： 　　(1)批评的精神； 　　(2)科学的主义； 　　(3)革新的文词。 　　子俊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同时志希要定他的中文名字做《新潮》，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十一月十九，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拔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协。本年一月一日第一号出世了。 　　从一月一日到五月四日，几个月里，我们经过了许多次困难，较大的有三层。第一层是经济方面的波折。…… 　　第二层是发生了许多反动，有几家报纸天天骂我们，几几乎象他们的职业。甚而至于我们学校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我们不免有些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而拊若干敌，结许多怨。前两月志希和我的被诬，也未尝不以此为根源。 　　第三层是惹出了一个大波浪。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某要提查办蔡校长，弹劾傅总长的议案。接着就是林四娘运动他的伟丈夫。接着就是老头们(口罗)唣当局，当局(口罗)唣蔡先生。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入几个石子，骂上几声，(口罗)唣几回，再不来了。……酿成这段事故，虽由于《新青年》的记者，我们不过占一小小部分，但是我们既也投入这个漩涡，不由得使我们气壮十倍，觉着此后的希望，随着艰难的无穷而无穷。

　　……我想，我们表现出的有三种长处，同时和这三种长处相伴有三种对待的短处。第一，我们敢自信有点勇猛的精神。冒冒然就出版，毅然决然的定了这样一个宗旨，不曾丝毫犹疑。诸位当知道，在我们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我们这一类的思想、文词、态度，很受一般社会的嘲笑怒骂，--自然也有很欢迎我们的，--我们却是把方针定准了，守住了。到了现在，虽然不过八个月，社会的空气却是大改了，有十几家同志。回想八个月前，另是一幅面目，我们所受社会的待遇，自然和现在不同。至于我们的议论，总是有甚么说甚么，不懂得甚么叫客气，甚么顾忌--总而言之，甚么叫不可说。要说就说，说还要说尽。第二，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所以我敢大胆着说，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因为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相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第三层，我们很有些孩子气。……我们既是一群孩子，所以彼此相待，也和孩子的喜怒哀乐差不多。至于对于殊样社会的态度，用个不好的典故便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用个好典故，便是“见善若惊，疾恶如雠。” 　　至于我们的短处，据我看来，恰恰和这三项在一起，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也有个武断的毛病。……我们的结合是纯知识的，所以我们的结合算是极自由的，所以我们所发的言论是极自由，因而极不一致的。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我们看别人的杂志很杂，焉知后人看我们的杂志不说很杂呢?我们有孩子气，……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 　　……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因为北京大学几个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诸君多在学校里服务，也有往上海的，就无暇及此了。现在大学恢复旧状，我们社员又集在一起，把几个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这笔杆下的苦斗。从今以后，我们得个新生命。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换。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况且，现在同学入社的多了，力量自然比先厚些。又有《新青年》记者诸位先生答应给我们投稿，更是可以欢喜的。同社毕业的有几位在京，有几位在外，加上一番社会上的实地考练，再作出的文章，当然更要成熟些。杨振声君往美国去，俞平伯君和我往英国去。虽有在外的，在内的，然而精神上一气。所以，第二号第一期，不是泛泛的一回换卷数，是我们的一个新扩张。 　　近两年里，为着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仿佛象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代一个样，蕴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所以我们虽当现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两政府之下，我们的希望并不减杀。不过就最近两三个月内的情形而论，我们又生一种忧虑。这忧虑或者是一种过虑，但是如果人人有这过虑，或者于事业的将来上有益些。我觉得期刊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就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而按部就班的解决他，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的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和短命的《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算最有价值。然而第一流的虽有多种，我总觉着为应现时所要求，为谋方来的扩展，还嫌实力薄些。……我不愿《新潮》在现在铮铮有声，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我们的知识越进，人数越多，而《新潮》的页数越减，才见我们的真实改善。 　　至于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刍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将来进步，有设备了，可以合伙研究几件事务。最后的目的，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我们决不使他成偌大的一个结合，去处治社会上的一切事件。发布些小册子，编辑一种人事学科的丛书，一种思想潮流的丛书，一种文艺丛书，和其他刊物，是我们的事业。此外，也没有我们的事业。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要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甚么都不负责任。……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人很多。我虽心量偏狭，不过尚不至于对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恶痛绝!然而，以一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同社中和我抱同样心思的正多。常有一种极纯洁的结合，而一转再转便成政党的小体。如此一般人的结合，自然没有一转再转的危险。那么，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 　　…… 　　《新潮》的将来大约也是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不是个专研究现日中国社会问题的；也是各人发挥各人的主张的，不是有一致的主义壁垒整严的。这可就我们同社的情性、品质、知识、兴趣上断出。我觉得我们同社很多个性主义和智慧主义的人。这样性情，自然也不免有很大的流弊。但是我总相信天地间没有一件好物事没有坏效果的，没有一件坏物事没有好效果的。凭我们性情的自然，切实发挥去就是了。 　　我不久要往英国去了。我在《新潮》杂志里多半年，跟着三十几位最敢决、最透彻、最可敬爱、最有希望的同学，办些事件，满不了同人和自己的希望，很是抱歉。我只盼我去英国以后，新潮社日日发展。我的身子虽然在外国，而我的精神留在北大里。因为我觉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际会是在北大的几年，最可爱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运动。我对于读者诸君所要求的，是给我们个严格的批评。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摘自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见《新潮》二卷一号。) 　　……要知道陈独秀对于革命的贡献，《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证据。 　　《新青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看，一是自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时至一九一七年夏，这时候是他独力编著的。二是自一九一七年夏至一九二○年年初，这是他与当时主张改革中国一切的几个同志，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志共办的。不过他在这个刊物中的贡献比其他人都多，且他除甚短时期以外，永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三是自民国十年年初算起，这个刊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先生等便和这个刊物脱离了关系。现在从《新青年》中看陈君之贡献与变迁是很明了的。 　　独秀是在反袁的立场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实际的皆然。…… 　　袁氏(按指袁世凯)之死，虽不曾将这三个社会(按指官僚、学究、方土)带了去，而反应之下，却给反对这三种社会的分子一个阳春。《新春年》便应运而生于民国四年之秋。那时候的志士虽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并不简单，然而总看见希望在前面，希望的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给之体力智力为基础，西洋近代文明之贡献为工具，以刷洗这几千年的瑕秽之青年身上。独秀把这个意思透辟的扼要的写在他的《新青年》发刊词中，…… 　　文学改良之论创于胡适之先生，他在这个运动中第一篇文字是《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二卷五号)。他在这篇文章中标举入手法八件，……照这个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话之一路。他在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这个意思，而未曾作绝对的主张。独秀接着在次一号中(二卷六号)发表了一篇响应的文章，叫做《文学革命论》，…… 　　这个讲台不仅注意在新文学之寄托物，白话，且高标新文学应有之风气。而说出新文学应有之风气是和中国政治与社会之改革不可分离的，这真是一个最积极的新文学主义，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及革命史上一个不磨的文件!以后文学改革的趋势多集中在白话问题。诚然，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问题。然而，白话终不过是个寄托物。……独秀开头便看得透辟，以为文学革命之凭借，第一是用白话以代古文，第二是借欧洲新文艺之真实以代中国传统文学之虚伪。所以，当年文学改革运动不仅是个形式主义，且是一个质料问题。 　　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蔑。我觉得独秀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正在这里。因为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支持封建时代社会组织之道德，决不适用于民权时代，爱宗亲过于爱国者，决不是现代的国民。而复辟与拜孔，家族主义与专制政治之相为因果，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独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头蛇尾的，所以才有这样探本的主张。 　　独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全没有具体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渐注重社会问题，到第七卷的下半，便显然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了。自国民党清共以来的立场论，共产党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组以后，国民党自身对于民众运动之注意，特别在劳工运动上，不在共产党之下。则独秀当年之创此路径，只可看做前驱，不得视为反动。 　　凡以上三事--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社会主义--是民国五年至十一、十二年中最大的动荡力。没有这个动荡力，青年的趋向不改变，则国民党之改组与国民革命军运动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这个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陈独秀现在缧绁之中而抹杀之! 　　(摘自傅斯年：《陈独秀案》1932年10月，载《独立评论》第24号)

罗家伦：回忆《新潮》和五四运动 　　时间飞去了!五四运动的第一个纪念日却是匆匆而来。逢着这第一个纪念日，不但我们身与其事的人有种深刻的感想，就是一切社会上的人也都有种感想。所谓感想，当然不仅仅想到得意的事，也总会感到失意的事。就是不仅想到成功，也必定想到失败。…… 　　五四运动，的确有一种大成功。这种成功却不是拒签德约，也不是罢曹、陆、章，何以故呢?因为德约虽然拒绝，而山东问题还未见了结，曹、陆、章虽罢免，而继任曹、陆、章者为何如人，国人自能知之，所以仅仅以此为我们的成功，所见未免太小。我们的成功可以分为精神、实际两方面说。 　　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救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当时我在二十三期的《每周评论》上做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其中就声明我们的运动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其实这两句话，是在我五四早上所作的宣言中造成的)，我们运动的实在价值之所托，在乎三种精神。这三种真精神就是中国民族存亡的关键。……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惟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愿未达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原素。 　　第二，这次运动，是社会别裁的精神。……当今中国的政治昏乱，法律无灵极了!一班蠹国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点国民在眼睛里。惟有这次运动发生，不但使他们累累若丧家之狗，并且事后政府也不能不罢免他们。不但使他们知道社会制裁的利害，并且将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也以此打破。 　　第三，这次运动是民众自决的精神。……这次运动中大家直接向公使团及国外人类表示，是中国民众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避艰险，直接问罪，是中国民众对内自决的第一声。所以这次运动是“二重保险的民众自决运动。” 　　……至于实际方面，也有绝大的影响。 　　(一)思想改革的促进。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明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二、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四百余种之多。其中内容虽有深浅之不同，要是大家肯出来而且敢出来干，已经是了不得了!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写写；五四以后则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 　　(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众。……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气工会联合会。……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 　　(三)民众势力的发展。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众的势力，不能不说是一天一天的发展。许多的束缚，以前不敢打破的，现在敢打破了；许多的要求，以前不敢提出的，现在敢提出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统观以上精神上和实际上的种种现象，五四运动的成绩，也就可以想见。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 　　…… 　　我写到此地，又复踌躇了一下。我又继续想我方才以为一个人只想到自己的成功是最无聊的事，那知道还是最危险的事。我们现在的失败，就失败在这里。我更想到优点弱点是人类都有的，我们学生也是人类，当然也有优点弱点，又何必探自韬讳呢?…… 　　……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而且目标不专，精力不粹，东冲西突，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而敌人也得乘机而入。何况社会是有机体的，世界上决没有万能的人，也决没有一种特殊的万能的社会。平心而论，以现在这样龌龊腐败，草昧蒙塞，百孔千疮的中国交给谁也是办不好的。……所以我从前总觉政治没办法，后来觉得社会没办法，最后觉得我自己没办法。 　　……知道一年来经过的，往往觉得五四的时候，我们几乎觉得做什么事有什么人；到了现在，做什么事也都没有人，这种情形，也是无可讳。难道以前热心做事的，现在都不热心了吗?难道以前出来的，现在都厌倦了吗?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人来补充了吗?这都是不尽然的。须知五四运动的所以成果，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事前已经酝酿许久了。大家有几年的郁积，几年的休息，正是跃跃欲试的时候，陡然一下爆发出来，所以智者尽其智，勇者尽其勇。现在经过一年三久，以前的储蓄，一齐发泄尽了。加之一年以来，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不能增加进去，那里还有再来倾倒出来的呢?……所以我们若是长此下去，不但人材破产，而且大家思想一齐破产。 　　……当五四的时候，大家东谋西划，都有一点创造的精神，而如今则一举一动，都仿佛有一定的形式。有一件事情出来，一定要打一个电，或是发一个宣言，或是派几个代表，而最无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则一方面困于万能的表示，无论什么事都有一种表示；一方面又限于思想的破产，想表示也想不出什么表示的方法。于是于无法表示之中，想出一种无聊的表示。我以为我们此后实在不能再有这种无聊的举动了。 　　……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老实说世界上的运动很多，而群众运动不过是各种运动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唯一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把其他的一笔抹煞，而只知道群众运动，实在错了。而且做群众运动必定要知道群众心理；在中国做群众运动，尤不能不知道中国群众的心理。若是不明群众心理而冒冒昧昧的发动，没有不失败的。 　　……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必定要认为只须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才肯做。各国的成例，举不胜举。 　　……说到群众运动，当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赖乎极大的刺激。 　　……我方才说我们名为做群众运动而没有群众，实在是很痛心的一句话。不但我一个人做这样的感想，就是现在所有的学生，那个不觉得商人不同我们表同情，工人不来帮助我们，农民不来同我们携手，……闹来闹去，什么“爱国”、“救国”的责任，还是我们学生一界担任吗?……虽则他们所以不同我们表同情，不给我们帮助，不和我们携手的缘故，并不是他们不愿，仍然是他们不知。然则何以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呢? 　　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而且要使他们知道之后，能表同情，能给帮助，能来携手，这就叫做“养成群众”。“养成群众”是做群众运动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而所以养成群众的秘诀，只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 　　有人说我们懂得劳动问题，我听了不觉失笑。我想我虽然到过多少地方，看过多少工厂，但是想问劳动者三句真正的话都问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住的不是劳动者的社会，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所以劳动者看见我们不是劳动者，不过是穿长衫的“先生”，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同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听说前次有一位北大的同学到长辛店去演讲，问一个工人的生活丰富不丰富，弄到那个工人瞠目结舌，骇而疾走，这又何怪其然呢!所以真正能养猴子的人，必须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 　　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我常常愤闷起来的时候想到：若西洋人骂我们是劣等民族，我简直无法否认。你看现在的中国那里有一种学问配在世界上说话；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连印度都不如呢!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情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界愈乱，愈要求学问。现在大家是分工的时候，不是万能的时候了!我以为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而我们现在的行为，也是同一样毁坏学者。即以我个人经验做一个浅近的比喻，……我的天性是在求学方面比事务方面见长。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示，忽而诽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没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总之，我们做文化运动的最后觉悟，是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占得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 　　(摘自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新潮》2卷4号) 　　北京大学，以前也是一个陈旧的学校，……到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长校，以其人格的影响，变更了这个风气。他教训学生，来此大是为求学，不当为将来升官发财而来，也还只是为个人求学而来，乃是要为国家民族着想，为负起供献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来的。所以那时的北大气象一变。他更以广大的态度，集合了当代许多学者，在那里研究讨论哲学、文学、人生及各种社会问题。文科教授办了一个杂志叫《新青年》，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够触目了；还要讨论社会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制度，予以抨击，使旧社会的人看起来更是大逆不道。不久学生中我们一班朋友，又办了一个月刊叫《新潮》，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支持这个主张，更为积极，于是触犯了卫道先生们的大怒。大家知道封建的残余势力，是以此方为根据的。军阀更是有一班无聊的文人和老朽官僚做卫星的。但是态度谦和而主张刚毅的蔡先生，始终不为所动，公开发表了一封《答林琴南书》，为新思潮张目。他们骂我们是洪水猛兽。蔡先生又发表一篇文章，叫《洪水猛兽》，主张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却要先驱逐狰狞军阀的猛兽。在当时的环境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魄力!《新潮》以一个大学生的刊物，第一期出版不过一个月，竟至三版，而销数竟达到一万。那时候这一班主张文学革命的教授和学生，更觉得批评和研究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于是又合办了一个小型周刊，叫《每周评论》专以短小精干的文字。讨论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力量的刊物，风行一时。 　　(摘自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七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代表近代人的意思，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学术思想的解放，打开已往传统的束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彩色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定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的重新估价。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离经叛道。警世骇俗。我们主张的轮廊，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之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互相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到了民国八年上半年，文学革命运动的巨浪发生，更把他澎湃至全国每一个角落，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象是十八世纪后期由德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 　　(摘自《逝者如斯集》)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转载 人生一念之明，等於遠處一燈，非暗室一燈。 [实时交流论坛] 欢迎光临【 中国书法论坛 】语音视频聊天室 2005/05/13 07:18pm　IP: 已设置保密　[本文章共 9903 字节]　 坦斋 头衔: 论坛总版主 信息: 威望: +5 魅力: 经验: 现金: 471168 网元 存款: 6004 网元 贷款: 没贷款 来自: 保密　 在线: 92天17时37分23秒 总发贴数: 5963 篇 精华贴数: 13 篇 注册日期: 2004/12/17 目前状态: 在线 　　　　　　　　[第 6 楼] 俞平伯：回忆《新潮》 　　1918年秋至1919年底，我正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现在的“中文系”)读书。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当时北大学生组织的新潮社。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那时中国人民的觉悟还不很高。我国人民新思想的真正开源之时，应该说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有一份宣传新思想最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是北大的名教授们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办的。《新青年》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舆论准备。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18年下半年，北大文科、法科的部分进步学生组织了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为《新青年》的友军。新潮社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参加新潮社的有：法科同学汪敬熙、何思源；文科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因年久，我已记不得谁是主编了。我们办刊物曾得到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为我们的刊物题写“新潮”两字。英文名Renaissance，是“文艺复兴”的意思。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