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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三)          【字体:
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三)
作者:国学    文章来源:国学文摘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18


人有终极关怀的倾向

 

我认为,在儒家传统还没有出现以前,或孔子时代还没有出现以前,这些价值,就是为儒家传统创造条件的价值,已经存在了。如果我们仔细地看,像《五经》吧,《诗经》就突出人是感性动物,《书经》就突出人是政治动物,《礼记》就突出人是社会动物,《春秋》突出人是历史动物,《易经》就突出人是有终极关怀的倾向。

可见,儒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人的理解就比较全面,而不是规约主义的方式。至少有四个项目已经掌握住,就是个人、群体、自然、天道。所以我说儒家传统是涵盖性的人文主义,而不是排斥性的人文主义。排斥性的人文主义正好是西方启蒙心态所发展出来的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这个人文主义,在西方叫做凡俗人文主义(SecularHumanism),它是突出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跟自然是抗衡的,人和人之间是斗争的,人和天是绝裂的。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哲学。这一套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思想,正是科学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竞争性很强,却不注重和谐。它和儒家传统的人文思想强调人要与自然和谐,跟天道默契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跟社会要和谐,有很大的不同。

 

 

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儒学的自我定义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到底儒家是为己,还是为人?”答案是“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嘛。”但这并不符合儒家原则,儒家学术是为己,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社会,不是要成为社会的工具。因为,它是目的,不是工具。儒家是为己之学,但是,己并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从这一方面讲,后来宋明理学家也说了,儒学是身心之学,讲身和讲心;是性命之学,讲人性和讲天命;是圣人之学,讲怎么样学圣人。我这里提到圣人,大家可能想到道貌岸然。其实不是,照儒家的理解,圣人是最纯粹、最真实、最完全的人。我们努力使自己变成更全面、更真纯、更完整的人,就是学圣人。但是,这是在永恒发展的过程中,体现我们自己的内在价值,不可企及的。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他七十岁的时候,就达到了应该做的和所做的完全合在一起的境界。很多后来的儒家学者问这个问题:“假如孔子和释迦牟尼一样活到八十岁,在七十二岁到八十岁这八年里,他既然已经达到最高峰,是不是可以轻松愉快,不必再努力?”儒家学者基本上认为不可能,这位老先生还要继续奋斗下去,而且越向前奋斗越艰苦。所以,孙奇逢(17世纪的思想家)才会说:“到了90岁时,我才知道自己在80岁的时候,是多么的幼稚。”罗近溪也讲过这么一句话:“真正的仲尼(孔子)临死的时候,未免要叹一口气。”意思就是说,他总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发展。

由于这个原因,儒家的理想人格,在于不断完善自己。譬如孟子提出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意思是说,有一个人,开始时大家都觉得不错,认为他很和蔼,就叫“善”,是个好人。接着,要看他有没有内容,也就是有没有内在的资源,如果有内容,就是有诸己的话,才是“信”,这个人才信得过,不仅是好而已。假如他的内容很丰富,而不是一点点,那么,这个人才叫“美”,就是能够充实。如果不仅充实,而且有光辉的话,这个人才叫“大”。不仅有光辉,而且能够转化自己,转化其他的人,这个人才是“圣”。而这个转化又出现一些一般人所不理解的力量,才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儒家传统接受自我限制

 

儒家很相信命,相信分,承认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一定的限制。就是说,人有很多方面是不能选择的。譬如,我的性别,我出身的地方,我的父母,我在小时候受教育的机缘,我的族群意识等各方面,都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没有选择的可能。在一般宗教哲学里面,就是要突破这些不能选择的东西,要看破,要跳出。佛教在这方面提出最激烈、最彻底的方案棗出家,破除你所受到的各种限制,你才能够不会受到我执。但是,儒家传统认为限制的本身不是问题,本来每个人都是被限制的。怎么样把使你成为一个具体人的那些表面上看来有限制的那些条件,转化成自我完成的资源,就是每个人的修炼。因此,虽然我们是限制的,但我们又有充分的自由,这个充分的自由,就是在我们限制内部可以掌握到的自由。

不管我的智慧多低劣,我的环境多恶劣,我能够发展的余地有多少,不管如何,我的发展,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人格,在最糟的情况下做的每一分,都有很深刻的价值。

 

 

第二部分

 

 

案:哈佛大学中国哲学及历史教授杜维明在今天所刊载的第二部分演讲中,强调儒家传统是跨越时代的,像一条长河,是不能切断来理解的,必须从各个不同角度来领会。

 

 儒家的传统是多元多样,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要说儒家传统是一个多元文化,儒家传统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文化,你对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还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对儒家传统有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常常认为儒家是希望福禄寿喜,认为做官要做得很大,赚钱要赚得很多,名誉也很好,子孙满堂是儒家的价值。是,儒家是希望这样,能够这样就不错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孔子弟子里,最突出的人格形象,被认为是孔子最珍贵的弟子是颜回,而严格的说,颜回是一无所有的。寿,他死得很早,没有;福,什么福也没享,喝水吃饭都有问题;禄,虽然有王佐之才,却没当上什么官,一切都没有。我们一般所要的凡俗价值,颜回一无所有。可是,为什么孔子说颜回是他最好的弟子。只因为两个字棗好学,在孔子看来,好学是非常严格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只有两个人,他用过好学来形容,一个是颜回,一个是他自己。“在这个地方,要找又忠又信的人很多,但要找一个比我更好学的人,难找。”(原文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传统是有一个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有强烈的精神信仰,不是一个凡俗的社会伦理,但是很多社会伦理和它的核心的精神价值,已经配合起来。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到底儒家对死、对鬼神有什么看法?很多学者用孔子很有名的两段话“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认为孔子注重生,不注重死;注重人,不注重鬼。但我想,我们要仔细看这两句话。有些现象,跟儒家传统是有紧密联系的。从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看,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对于祖先的敬重,对祖先要孝。孝是什么呢?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要充分理解生与死

 

  父母在生的时候,你要对待他们以礼,不只是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而已。然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假如你对死后完全不照顾,不理解,那怎么祭?祭,在儒家传统里是很严肃的。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你要想了解死,但你不了解生,这是劣等,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你不懂,你就要做乘法,要做除法,不行。可是,你如果要真正了解生,是不是能够不了解死?在我看来,“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生,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死。但是,你要充分地理解生,你对死一定要有所了解。

  你说“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是,你真正要事人,对鬼要敬重,对神也要敬重(儒家是敬天),甚至在《中庸》里面叫“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所以,在孔子的时代,甚至孟子的时代,对于天地万物的那些有灵性的东西,是一种虔敬感。

  “敬鬼神而远之”,不是一个政治决定,我们现在总是认为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决定,人家那些迷信的人,让他们去敬,敬了之后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守法。这是从现代的政治运用角度来看这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随便和那些有灵性的东西打交道,不要用工具理性来控制他们。这些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心境平静,如果你很虔敬的话,他们会帮你的忙。

  在我看起来,孔子了解的世界,是和神的世界、鬼的世界,跟以前的祖宗的世界,跟将来的世界连起来的精神世界;不是平面的、完全干枯无味的、完全入世的物质世界。

  在社会伦理方面,儒家传统很明显地突出两个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个原则下,孔子也讲了五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仁,就是“不忍”,是“人溺己溺”,是“恻隐”,是同情,也就是说爱要跟他具体的人生经验配合起来。

  第二个价值是“义”,我在小时候,常常听说儒家在义上是主张“以德报怨”,宽大为怀,因此蒋介石对日本是以德报怨,这不符合儒家伦理。孔子在世时,有人问他“以德报怨何如?”,他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对他好,那么,你又要怎样对待那些对你好的人呢?所以说,要以公义报怨,要以德报德,这才是儒家传统。以德报怨,可能是更高的原则,但儒家认为,更高的原则一定要很具体,即在能够办得到的范围内。如果做不到,就要很平实的一步一步走。

  第三个价值是“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很多人总是把儒家的礼,误解成“吃人的礼教”的礼。不是,儒家的礼,以今天的话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文明相处。

  第四个价值是“智”,在儒家传统里,不仅是认识论上的智,也是道德理性上的智。对任何事物要处理的很平实,智要通过礼来完成。它是理性的,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道德理性、目的理性。

  第五个价值是“信”,就是信任和信用。儒家最主要的五个德目是“仁义礼智信”。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对人格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人类全体。而这个同心圆的扩大,不仅是一个社会伦理学的价值,它同时也更深入。我说一个是“广”,一个是“深”。深的意思是说,儒家除了注重你的身体,使你身体健康,心智得以发展以外,也注重你的灵魂的纯净、精神的超越。所以,身、心、灵、神对儒家传统都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净化自己,另一方面是扩展社会功能。

  我们谈到了文化中国,谈到了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谈到儒家传统的多样性,乃至儒家传统的精神性。那么,在文化中国的建设上,儒家传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可以做多什么样的贡献呢?

  我认为,儒家传统面向未来,可以为文化中国的智识分子提供一个自我理解,认识全球社群,乃至面向21世纪的一些资源。我用智识分子这个名词,有一个特别的内涵,即不是指“知识”层面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指“智慧”层面上的智识分子,也就是一批比较关切社会,关切政治,关切中华民族的前途,关切人类和平,不仅是他自己的职业,他自己所面临的身家性命的课题,而是关切更广大的世界。而知识分子呢?他通常是很严格的学术研究者,他不愿意做智识分子,只花时间在象牙塔里做学术研究,他不把他的研究跟人家分享,他对知识界、文化界其他的问题不关心。

 

智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所以说,在学术界里智识分子不一定很多。如果是在企业界的人,全部的力量用在发展他自己的企业,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对社会、文化问题不怎么关心,那他也不是智识分子。在政治界方面,他纯粹是一个政客,为了发展他自己的权力,发展他自己的势力,也没有这些关切,即使再政治上,他有直接和人民沟通,他也不是智识分子。在媒体,我把工作纯粹当成我的职业,有什么报道就报道,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没有其他的关切,他也不一定是智识分子。

  但是,在学术界、政治界、企业界以及媒体,都有智识分子。如果更严格的说,在军界,在任何领域,都有智识分子。所谓智识分子,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职业不仅做出了一些成绩,而且有更深刻的人文关怀,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在学术界,就是怎样把学术界里象牙塔内的学术成果,传递给知识界,再由知识界传递给文化界。在政治界,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所谓大丈夫,是“居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这些人就是有正位,有广居,有大道的人,就是说他是跟整个社会的福祉,整个社会人民的关切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传统里面,就是“崇道不崇君”,这是儒家的道理。在《孟子》里面讲到子夏跟一个君王吵架,君王对他很不礼貌,子夏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三种尊贵的东西,一个是德,一个是齿,一个是爵(权力)。

在政治方面,爵最高;在乡党,是齿,也就是年龄,最高;在学术界和知识界是德。子夏说:“我年纪比你大,我的齿比你高,我的德也比你高,你只是有爵。你有一,我有二,你不听我的,反而要我听你的,哪有这种便宜事,太荒谬了。”这些例子非常多。这些有政治人物,有政治影响,其资源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他们自己的独立人格,来自一种文化历史的使命,来自一种对所有人民的关怀,甚至于来自天道,他认为他是替天行道,而不仅是为了他自己,所以他有很大很壮的气。这是在政治界的智识分子。

 

何谓“儒商”?

 

  在企业界,你如果不牟利,你就不必去做生意了。所谓“义”和“利”,在企业界里面是可以配合的,所谓可以配合的话,就是“大利之义”,不是自己的小利而已,不是纯粹的工具理性,不是纯粹的功利。最近我到哥本哈根开了一个社会发展高峰会议,是联合国的客人,参加者当中很多是非政府组织,其中有一个是企业界组织,就是企业界对人类社会的道德责任,很多重要的企业家都参加了。中国大陆来了一批年轻的企业家,后来我跟他们座谈。谈了没多久,他们说:“杜教授,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儒商。”我一听就说:“儒商?我知道传统上有很多儒商,今天也有儒商吗?”他们说:“有儒商,我们都是儒商。”

  后来,我发现在1992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世界华商大会,就是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来了代表800多人,代表72个地区,34个国家。当时提了两个课题,第一个就是企业界怎样互通,怎样会合;另外一个课题,就是企业界的文化认同,当时有很多从泰国、从香港来的一些企业家,也和我进行沟通,也谈了这个儒商的问题,到底儒商的定义是什么?我现在认为,儒商就是我定义下企业界的智识分子,就是企业界关切文化、关切社会,而且要通过他的资源,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他的集团的利益以外,要对更广大的社群的福祉作出贡献的这些人。

  媒体,毫无疑问,在一个信息世界,在一个沟通理性非常强大的,在大家要创造一种公众空间的时候,媒体的力量特别大。媒体是不是可以扮演一种智识分子的角色呢?绝对可以,而且可以有很突出的表现,正是可以进行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在美国讨论得非常激烈的,叫做PublicPress,就是不是一个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媒体,而是代表公众利益的媒体。这个公众利益的媒体,除了有它自己的利益集团以外,也可以为全民的利益与福祉进行它的导引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了解的儒家传统,特别是它的核心价值,在文化中国的学术界、政治界、企业界、媒体能够培养一批我定义下的智识分子,人数不一定很多,但他们的转化能力非常大。而且我们所有在座的,不管你是学生,是在学术界服务,是在企业界服务,在媒体服务,在政治界乃至其他各界服务,作为一个在这个意义下的智识分子,不仅是可能,而且必要。在某方面讲起来,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责任。

  看自己的实际环境能力,能够发挥一分力量,能够发挥两分力量、能够发挥三分力量,你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我记得王阳明有这一样子一段话,用金子来比喻人格的完成。金子是有两个数,就是金子多和少,有一万斤,有一斤,或者一两,一万两,这是从量来看。另外还有值,值就是成分,是24K的,还是不纯的金。他说,真正儒家的道理是讲纯,不是讲量。所以,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是讲一个人的限制很多,譬如我的限制使我只能是一分,我就在这一分里面努力,使它变成纯金。在这个立场方面,就是体现了儒家的真正价值。如果我是三两,你是八两,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量,真正考验你的人格价值的是你的值。

  有些人有很好的命运,他浪费了。有些人很悲惨,就像颜回一样,我们这边要找到像颜回那样悲惨的人,几乎没有。新加坡不可能,看样子绝大多数,或者所有的人,都是中产阶级。就是每一天,只能够喝水,连饭都吃不着这样的情况。颜回这样的人,他居然能够体现出儒家最高的价值。这对我们讲,是可以引发一些新的思潮。所以,我希望儒家的伦理能够为文化中国的智识分子,提供一个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这样能够为中华民族,广义的中华民族的自我了解,认识全球的社会,乃至面向未来,能够创造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2003年01月19日完






文章录入:国学    责任编辑: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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