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制度的退化与佛教的发展（吐蕃统治时期）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在河北发动叛乱，唐廷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锐部队入援。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随后，又由东向西进攻河西。广德二年（764），攻占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奔甘州；永泰二年（766），又连克甘、肃州，继杨志烈为河西节度使的杨体明被迫移节沙州；大历十一年（776），攻陷瓜州，并在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城。直至贞元二年（786），敦煌城内矢尽粮绝，敦煌人才在得到吐蕃"母徙佗境"的承诺后，与其结盟而降（吐蕃陷沙州城时间，尚有贞元三年、建中二年等诸说）。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管辖时期。吐蕃统治者废除了沙州的县乡里等各级行政机构。在沙州之下设部落部落小设将，将为基层行政机构。将设将头，部落发部落使，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隶属于瓜州节度使。在经济方面，推行计口授田制，改行新的赋税制度，即按地亩征收地子和按户征收突税。这两项负担大大超过了以前唐政府对百姓的征收数额。在交换领域，废除唐币，实行实物交换。还要求当地汉族改变原有习俗，实行"胡服辫发"。广泛推行吐蕃语，禁用唐年号，改用地支纪年。这些做法严重阻碍了沙州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敦煌失去了往日的殷富与繁华，不断激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反抗。吐蕃统治者除了依靠吐蕃军和吐蕃化很深的通颊部落对当地居民各种形式的反抗予以坚决镇压以外，还任用一些投靠他们的汉族世家大族成员为各级官吏，以缓和民族矛盾。并大力扶持佛教，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十三所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由三百一十人增加到近千人。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领为僧统，后又改称教授。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油坊、牲畜、车辆及依附人口--寺户。并通过放高利贷盘剥普通百姓。译经活动频繁进行。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进行翻译。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兴盛，每所寺院都有专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都定期计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专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广莫高窟的兴建，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总之，吐蕃时期沙州佛教势力深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敦煌的佛教文化对吐蕃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量要影响。汉族僧人摩河衍曾从敦煌到逻些（今拉萨）传授顿悟禅法，高僧昙旷也曾撰《大乘二十二问》，回答赞普有关顿渐之争的疑难问题。在吐蕃管辖敦煌石期，唐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发生了被称为"会昌法难"的唐武宗毁佛事件，中原佛教受到沉重打击，敦煌躲过了这次法难，佛教继续保持着独尊的地位。这种情况对敦煌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 归义军时期

会昌二年（842）吐蕃王国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在河西的统治也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张议潮乘机率领各族人民起义，逐走吐蕃统治者，占振沙州和瓜州，遣使归降唐廷。以后，张议潮又陆续攻占了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授张议潮节度使、河西陇右十一州观察使。当时正值西北地区发生民族大变动之际，在以沙州为中心的张氏汉人政权周围活跃着吐蕃、回鹘、退浑、龙家、仲云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从东、南、西三面对归义军构成威胁。而唐廷此时内部危机严重，无力顾及河西，不能给归义军以实际的支持。在归义军已控制的地区，由于吐蕃半个多世纪的管辖，也遗留下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面对这种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张议潮及继任者张淮深首先是通过派要员入朝和不断进贡物品尽力求得唐王朝的承认和信任。同时在辖区内全面恢复唐制，废部落制，重建县乡里；重新登记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恢复唐朝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这两项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汉人怀恋大唐故国的心理，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已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吸收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政权。这些措施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对于具有强大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的佛教，他们首先废除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唐制。并通过削减寺产限制其依附人口的发展，通过"分都司"削弱了都僧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后又通过控制僧官的任免权使沙州僧官逐渐依附于世俗政权。寺院依附人口的减少导致寺院经济衰落，一些原由寺户上役时从事的工作逐渐被各种租户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弥为代表的下层僧徒承担的劳务开始增多。高利贷收入在寺院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大。上述几方面措施的实行使归义军政权取得了内部的稳定，为其在河西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张议潮曾率蕃汉军多次击退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并不失时机地东征西讨。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攻克吐蕃控制的河西重镇凉州。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称归义军收复的地区"内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众"，势力达于极盛。归义军的治所敦煌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咸通八年，张议潮破召入长安，行前命其侄张淮深主持归义军军政事务。张淮深继续抗击回鹘的骚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归义军辖区的安定。大顺元年（890）至乾宁三年（896），归义军内部接连发生政变。先是张淮深及其妻、子被杀，继而是索勋篡权，两年后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期第十四女又与诸子合力除掉了索勋，最后是李氏家族倾覆，张议潮之孙张承奉重任归义军节度使。归义军的内乱给活动在其周边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占据肃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亦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至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时，归义军实际控制的已仅有瓜沙二州了。张承奉不甘坐守瓜沙，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疆，并于开平四年（910）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自称至文神武天子。连年的战争使瓜沙地区经济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内"号哭之声不止，怨恨之气冲天"。失去人民支持的张承奉政权终于在开平五年被甘州回鹘击败，被迫认回鹘可汗为父，成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附庸。张氏归义军时期，对佛教寺院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向社会各阶层发展势力，未加干预。归义军统治者还亲自参加设斋、造窟等佛事活动，并公开宣布保护寺院的财产和依附人口。禁止"倚形恃势之人，妄生侵夺"，致使僧尼人数进一步增加到一千一白人以上，在十七所寺院之外，又出现了不少兰若和私家佛堂。由于佛教势力在政治上已依附于归义军政权，所以其社会势力的发展对归义军政权有利无害。在沙州僧富的倡导下，沙州寺院和当地居民在举行佛教仪式、佛教活动时，大多要为归义军首领及其下属祈福或歌功颂德，这种情况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反映。由归义军节度使出资兴建的洞窟，窟中的供养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甚于祖宗三代、姻亲眷属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简直成了他们列序家谱、光耀门庭的家庙。在第156窟还出现了与佛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规模巨大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

乾化四年（914），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更名议金）取代了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称号，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归义军政权吸取了张承奉失败的教训，他们努力改善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通过联姻等办法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在平等基础上友好往来的新关系，以图共存。同时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奉中原正朔，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对内则继续吸收瓜沙望族和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归义军政权，以扩大政治基础。这些措施使曹氏归义军政权既得到了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承认，也得到了境内兵民的支持，使其能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而且，河西西部与西域各绿洲王国间的友好往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还为密切中原王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北宋建立以后，有很多僧人经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随同这些返回的内地僧人或者随同东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杂于西域各国商队和使团中频繁出入中原。敦煌与中原、西域联系的加强和各地僧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各地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敦煌不断向中原王朝乞求本地已欠损的佛经，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和从印度、西域带来的佛典留在敦煌，同时也将一些敦煌独有的佛教典籍带到中原、西域。敦煌与中原、西域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曹氏归义军时期佛教的继续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在沙州十七所大寺名籍上仍有一千多名僧尼。僧尼受到人们的尊崇，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当然，曹氏归义军政权也不是听凭佛教势力自由发展，他们不仅继续将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还控制着佛教发展的导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几乎一切佛教活动仍要为节度使及其亲属的文治武功大唱赞歌，并为他们祈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着重支持发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努力把敦煌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中心。在他们的支持卜，敦煌的佛教在当时无论在藏经方面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都代表了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对西州和于阗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发展佛教艺术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从曹议金到曹延禄，历任节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过新建或重修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参与了上述活动，从而把莫高窟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徒仰慕的圣地。受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佛教发展导向措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专院经济继续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对寺院的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寺院的租佃制和出租加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下层僧徒所承担的劳务日益增多，高利贷收入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支柱。寺院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势力更加依赖世俗政权的扶持。

曹延禄执政晚期，归义军再度与甘州回鹘发生战争，引起瓜沙民众的不满。咸平五年（1002），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廷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沙州寺院从东逃的于阗人那里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下，在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关于藏经洞的封闭，学术界还有别的说法。参见"藏经洞"）。天禧四年（1020）和天圣元年（1023），曹贤顺曾两次向宋廷进贡物品。自天圣元年以后曹氏归义军政权从史籍中消失。根据相关材料推测，它可能是在天圣六年至景祐四年（1037）间被沙州回鹘所取代。

第六章 敦煌的衰落（西夏——蒙元）

景祐三年，党项族攻占肃、瓜、沙等州。沙州回鹘在抵抗失利后率众撤离敦煌。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建立西夏。康定二年（1041），沙州回鹘率众进攻沙州；次年，攻克沙瓜二州。在沙州回鹘占据沙州时期，始终奉北宋为正统，使用宋朝年号，多次向宋廷入贡，不向西夏屈服。这一时期回鹘人虽为统治民族，但汉人仍占很大比例，再加上回鹘人民长期受汉族影响，故其政治制度、佛教艺术都是汉族和回鹘文化交融的结晶。

乾道元年（1068），西夏再克瓜沙，沙州回鹘政权灭亡。从此西夏加强了对沙州地区的控制。西夏的统治机构模仿北宋，故西夏统治时期敦煌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将瓜沙二州的统治中心从沙州移到了瓜州，州以下仍设县乡里等行政机构。终夏之世，对外战争频繁，沙州和西夏管辖的其他地区一样，徭役、兵役均十分繁重。敦煌作为西夏的西大门和与西域联系的关口，还担负着沉重的边防任务。而且，这一时期敦煌还曾发生几次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长时期的动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衰落。西夏长期与宋廷为敌，不准西域各国通过敦煌与河西向宋朝贡，对过境商人也课以重税，迫使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避开西夏辖区，改由塔里木盆地的南沿经青海进入中原，而从事东西经商最活跃的回鹘人则较多使用从中亚到蒙古的草原之路。自南宋时起，海上丝绸之路也日趋活跃。敦煌逐渐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商业和文化也渐趋衰落。西夏统治者既信奉巫术和多神教，也笃信佛教。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在西夏时期仍受到人们的重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无数善男信文顶礼膜拜。在这些地方修建寺庙，新建重修石窟等活动也仍然盛行。

宝庆三年（1227），蒙古帝国攻占敦煌。同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将敦煌隶于八部大王。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将敦煌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此复置沙州。在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与中原的主要通道。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版图比汉、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为了保证过往使团的需要，蒙古帝国统治者窝阔台在敦煌和河西的瓜州、肃州等地设置了驿站，敦煌是河西通道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元统治者曾采取招抚流民、设置屯田等措施来恢复敦煌地区的经济。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北方草原之路的继续频繁使用，敦煌未能恢复中西交通必经之地的地位。又由于自宋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都城逐渐向东、向北迁移，距河西、敦煌愈来愈远，使敦煌在全国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再加蒙古帝国和元朝疆域广大，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基地的作用。它不过是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却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对整个西北地区甚至国都的安危都有重大影响的边防军事重镇。这就决定了蒙元统治者对敦煌的重视程度必定是有限的。在很长时间内，沙州并不是专镇边防重地的蒙古军的驻防地，只有部分汉军且屯且戍。直至大德七年（1303），元统治者才在御史台的建议下派一万蒙古军分守沙、瓜等地的险要地方。王元二十九年（1292），元统治者从沙州、瓜州往甘州强制移民，人烟稀少的敦煌地区益显荒凉。蒙古帝国和元统治者采取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高窟现存的蒙、汉、臧、梵、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的《八字真言碣》乃是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变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继速来蛮镇守沙州的牙罕沙则对皇庆寺（莫高窟）进行了重修。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带领下，佛教在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也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第七章 边陲荒城与佛教的式微（明——清）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在同年攻克元的都城大都，元朝灭亡。洪武五年（1372），明廷派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州、沙州一带击败元河西守军残部。但此时自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再加明代的边防重点在北方，其都城先在南京，后在北京，敦煌的战略地位和元代一样，其得失对全国没有多大影响。所以，明军并未在沙州设防，很快收兵东还，在肃州西筑嘉峪关以为国门。以后，嘉峪关通哈密之路成为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干线。敦煌失去了屏蔽河西和中西陆路交通中转站的地位。洪武二十四年，重新占据沙州的元朝残余势力派使节向明廷进贡，并表示愿意归服，明廷未予理睬。直至永乐二年（1404），沙州的蒙古族酋长困即来、买住再次"率众来归"，明成祖才下令在敦煌设沙州卫，任命困即来和买住为指挥使。此后，沙州卫不仅按时向明廷进贡物品，还经常保护路经敦煌的关外少数民族政权的朝贡使者，不时向明廷报告关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但当沙州卫遇到哈密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时却得不到明朝军队的实质性支持。正统十一年（1446），甘肃镇将任礼率兵至沙州，将沙州卫属下民众全部强行迁入关内，沙州卫遂废。成化十五年（1479），明廷又在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任命早已在沙州境内居留的蒙古部的只克为指挥使，以抵御吐鲁番的东进。此后，罕东左卫不断抗击吐鲁番和蒙占族瓦刺部的进攻。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向沙州发动大规模进攻，罕东左卫指挥使乞台力不能拒，率领一部分部众逃入了嘉峪关，余部则投降了吐鲁番。嘉靖七年（1528），罕东左卫的余部又在帖木哥和土巴的率领下逃离沙州，归降了明朝。从此，敦煌遂为吐鲁番占据。在沙州卫和罕东左卫管辖敦煌时期，敦煌成为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的活动区域，使这一地区早在汉代就已形成的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生产方式，又退回到汉以前的水平。由于在沙州卫和军东左卫治下的军民终日忙于抵御各方面的侵扰，又地处交通不便的边荒，所以在这一百多年中，敦煌在文化上没有任何建树。但蒙古族是信奉佛教的民族，他们虽未暇整修莫高窟，却还不至于对它进行人为的破坏。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据敦煌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终归绝迹。被佛教徒视作圣地、曾盛极一时的莫高窟，此时是"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呈现出满目凄凉的景象。

清朝定都北京，敦煌仍和明代一样，既非边防要塞，又在甘肃通新疆通道之南，不过是一个处在边远偏僻之地的小城、所以在清初很长时间未将敦煌收入版图，任由吐鲁番占据。甚至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以后，也未在敦煌设置军政建制。直至雍正元年（1723），始在敦煌设沙州所，雍正三年，清廷采纳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建议，升沙州所为卫，并从甘肃迁移二千四百余户百姓到敦煌屯田，还重修了卫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改沙州卫为敦煌县。自清廷采取移民屯田的措施以后，敦煌的经济开始复苏，农耕又成为当地的主要生产方式，水利设施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移民中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渐盛。在嘉庆和道光牛间，敦煌的佛教徒对莫高窟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次整修除新开了第11窟和第228窟以外，还重修了前代的二百多个洞窟。但由于此时内地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经衰落，与敦煌接邻的新疆地区居民又多信奉了伊斯兰教，敦煌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成无源之水。更由于此时敦煌的文化已远远落后于内地，使得清代新开和重修的洞窟的艺术水平无法和前代相比。同治年间，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起义军不断与清军交战，敦煌一带也曾成为战场。经过这场战乱，敦煌的人口又减少了很多。在战乱中，由白彦虎率领的回民起义车在被清军追赶逃至敦煌时，尽毁莫高窟联结上下层窟的行廊。

第八章 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行廊多已不存，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洞窟则已积起厚沙。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占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打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