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动海内外视听，重塑史学论述新风格
现年78岁，胡适先生高足、华裔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着作而为国人所熟知，其笔调幽默风趣、评点锐如匕锋，呈现出气象万千的磅礴气势，不仅引动海内外视听，更重塑史学论述的新风格。
「历史」是唐德刚一生的志业，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更以美国史、西洋史为主修科目，并於纽约市立大学主讲中国史、东亚近代史，四十余年的治史经验中，因宏观式、贯通式的研究方式，不仅对研究教学贡献良多，对口述历史的发展亦不遗余力。其学贯古今、识中西之长，在史学论述上，呈现出具世界观的恢宏视野。
天性诙谐的唐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只需触机后，信手拈来皆是文章，除了史学论着外，也出版过文艺小说、诗歌、杂文等文学作品，堪称是才气型的史学作家，其好友夏志清先生即因《胡适杂忆》一书而称他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以文学家的风格及体裁写作史学论着，呈现出江河汩汩入大洋之势。
唐德刚对近代史和现代史有很深的研究，同时能结合中国的现势，来对待历史，最新着作《晚清七十年》即以三峡史观之创见说明近代中国曲折的转型历程，是史识、史德兼备的历史学家。
走过抗战的烽火岁月，对於年届八旬的唐德刚而言，是拥有民族使命感的一代，因历史使命鼓舞他，至今仍着作不辍，在其治史的过程中，同时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无限信心，乐观看待中国未来之发展，是具世界眼光的史学家。

《晚清七十年》
人物与时代交互作用的历史钜构
长江三峡的曲折动荡，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带；「鸦片战争」，开启了晚清沧桑的序端，也为１９世纪后半一段段外强进逼，写下了中国二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在旅美史学大家唐德刚的慧眼中，「人文史观」一如「自然史观」，1840年的一场战役不仅掀起了中国社会政治型态的大变革，也使历史潮流中的三峡，尤需历时二百年的诡谲动荡，方能进入壮阔的太平洋。
这场转型之旅，唐德刚交融三峡史观与人文探索於《晚清七十年》，成就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书，为国内当前空乏的史书出版挹注巨浪。

一部鞭辟入里的史学新见
一部平反既定历史的新着
一部人物与时势交互作用的钜构
一部客观而深入的近代史书
一部文史双灿的史学巨作

導論：晚清七十年 ─ 告別帝國時代

晚清七十年（公元1840至1911年）的歷史見證了中國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中艱難的蛻變過程。這一時期發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強烈地影響了此後中國的發展。在此時產生的概念，如「國家」、「民族」、「民主」、「革命」等，成為現代中國核心的價值元素。這段歷史中劇烈變遷與更生自新相伴隨的特點，也成爲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面貌。

清帝國是中國歷史中，有效統治區域最廣、人口最多、民族整合程度最高的帝國之一。皇帝是國家的權力中心；而從科舉考試中選拔出來的士紳階層和文官系統是地方權力和中央權力基本的構成部分；農民處在權力金字塔的底層，但因爲國家權力並沒有深入到縣級以下的區域，所以在鄉村實施的是以宗族組織爲核心的自治。帝國的經濟以精耕細作的農業經濟作爲支柱，田賦是國家財政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在國家內部，商業也相當活躍，其中甚至不乏數額巨大的遠端貿易。但是商人的權力、財富和活動能力受到官府的嚴格控制。追求財富從來不是國家所提倡的價值，講求利益是可恥的。主流的價值是強調個人對國家和家族的忠誠，克制一己的欲望而達到道德的完美。

清朝人眼中的世界是簡單而含混的。這個土廣民衆的帝國就是「天下」，在「天下」周邊是一些與帝國保持朝貢體系的「藩屬」，它們有自己的君主，但是向帝國的皇帝效忠，定期向朝廷進貢各類當地物品，以此獲得政治上的庇護和經濟上的利益。除此之外的，都是些不可知、也不必知的「蠻夷」，甚至那些已經在中國沿海活動了很久的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常常也被列入其中。

進入十九世紀，清朝民豐物阜的繁華時代過去了。人口的過度膨脹已經超過土地可以承擔的極限，農村經濟迅速下滑至貧窮的邊緣；運作已久的官僚機器日漸鬆懈，貪污腐敗成爲官場常見的現象，科舉考試産生的候選官員人數與所可提供的職位愈來愈不成比例；各種規模的地區騷亂時有發生。這種種潛在的危機，隨著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人的到來而全面爆發。

十九世紀的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擁有稱霸世界的強大海軍，並早已在美洲和印度建立了穩固的殖民地，自由貿易成爲一種國家價值，一個精悍而有力的民族國家早已成熟。極欲開拓海外市場的英國，對中國一開始抱有厚望。英國商人假設，如果中國每人購買一尺布，英國的工廠將獲得一年的生産量。所以1834年英國國會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貿易壟斷權，將中國的市場對所有英國商人開放。但是1840年前的實情是中國對大部分英國的工業産品都沒有需求，相反中國的茶葉和絲綢在海外卻有著廣闊的市場，因此中國的海外貿易長期處於出超的狀況，這使得英國商人不得不用鉅額的白銀來進行貿易的平衡。終於，英國商人找到了替代物 — 鴉片 — 來結束那段不斷輸送白銀的歷史。鴉片貿易使中英貿易的形勢發生逆轉，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

長期以來，清政府用白銀作爲納稅的核算單位，而農民以銅錢作爲基本的繳稅單位，白銀的供應減少迅速改變了銅錢和白銀的兌換比率。在一定意義上，這變相增加了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從而使得原本趨於貧窮的農村更加貧困。更重要的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員看來，鴉片作爲一種容易吸食上癮的物品最終將摧毀整個國家的道德價值體系。1839年，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到廣州全面禁煙，這成爲一切衝突的起點。

由於英國商人巧妙地將個人利益與國家的利益與尊嚴捆綁在一起，林則徐禁煙幾乎變成了對英帝國尊嚴的挑戰，戰爭於是爆發。1842年軍事力量不成比例的懸殊使清軍的海防全面失守，清朝在南京簽訂了近代史上第一個屈辱的條約，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開放沿海的港口，並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清朝自成體系的世界被打開了缺口，1840年僅僅是個開始。

要求進一步開放口岸和市場是英國根本的利益訴求，1842年以後十幾年中英交往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細小摩擦，將這個根本訴求不斷放大，1857至1860年終於爆發了第二次戰爭。這次由英國和法國組成的聯軍攻入了北京，並懲罰性地焚毀了皇帝的離宮圓明園，並最終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使中國的開放口岸增加到15個，由沿海深入至長江流域的內陸地區。外國人也取得了在中國不受清政府法律制約的領事裁判權。在這次衝突中，俄國在東北割走了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與清簽訂了《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並獲得了與英、法等國同等的最惠國待遇。這次戰爭不僅使列強對中國的條約形成體系，而且也使中國以後的外部危機呈現出了基本面貌，即西方的勢力來自東南的沿海，俄國的勢力來自東北和西北的內陸。

在這次戰爭期間，南方廣西爆發了一場更爲嚴重的內部動亂，落第的鄉村教師洪秀全接受了從沿海口岸傳入的基督教，將之加以改造後組織了拜上帝會。廣西鄉村受壓迫的客家人、以燒炭爲生的貧苦農民紛紛加入這個組織，並宣稱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國。1851年洪秀全發動起義，兩年之後更攻佔了南京作爲首都，並在富庶的長江下游與清軍展開拉鋸戰。此後14年間，這場運動幾乎席捲了大半個南中國，使傳統上所謂「膏腴之地」的江南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場運動再次證明了清朝正規軍隊的無能。在平定動亂的戰爭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南方各省讀書人組織的團練和地方私人部隊，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是其中的佼佼者。既然洪秀全宣稱在天父天兄的天國裡，君臣、夫婦、父子的倫理都不存在，他們就以捍衛名教的名義，對太平天國進行道義上的討伐，最終贏得了戰爭。

戰爭之後的三十年是所謂的「自強」時期，以曾國藩和李鴻章爲首的漢人地方重臣和以恭親王奕訢爲首的清廷，都意識到西方國家船堅炮利的厲害，決定起而仿效。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西書翻譯局、各類新式學堂、機器製造局以至海軍。但是這一切的目的，正如當時頗爲流行的觀念所言，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主持者在心底裡只承認西方在物質技術上的高明，並不想放下文化優越的身分去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因此，除了極少數卓有見識的士人如馮桂芬、鄭觀應、郭嵩燾、王韜等人之外，一般的讀書人對西方幾乎都不感興趣，在他們的讀書目錄裡沒有西方學術的蹤影，從口岸到內陸的各個著名書院的課程表上也沒有西方學問的內容。「自強運動」的領導者本身，在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也常常秉持虛與敷衍的態度。因此，籌建海軍的鉅額款項經常被挪用於宮廷園林的建設。

秉持這種觀點的代價是慘重的。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使清朝歷時三十年發展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鉅額的賠款和割讓台灣，幾乎使所有知識分子都感到無以名狀的恥辱，畢竟日本學習西方的時間並不比中國久，更何況在1860年代之前，日本還是個遠比清朝落後的小國家。面對日本憑藉一戰而成爲東亞強國的事實，1898年廣東的康有爲與梁啓超開始鼓動年輕的光緒皇帝擺脫慈禧太后的控制，起而變法維新。但是在清廷的保守派看來，變法的內容是次要的，權力才是關鍵。如果因變法而導致權力的喪失，那麼變法就決不可行。慈禧太后在關鍵時刻囚禁了光緒皇帝，剷除了鼓吹變法的分子，最終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但與此同時，清廷也喪失了扭轉時局的最後良機。

當1899年山東帶有民間宗教性質的組織 — 義和團 — 湧入北京的時候，清廷的主要官員乃至慈禧太后本人都相信，他們的法術最終可以戰勝洋人，並將可惡的外國勢力趕出中國。所以，當義和團與列強的軍隊發生衝突之後，清廷不惜以國家的名義向列國「宣戰」。這次的結果是真正的慘敗。北京被列強組織的聯軍又一次佔領，時間長達13個月，最終的戰爭賠款是清朝10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京畿地區的軍事防備被完全解除，外國公使團成爲清廷不得不聽命的機構。雖然在美國「門戶開放」的政策干預下，中國免除了被瓜分的危機，但是清朝政府執政的合法性在中國人的眼中已完全喪失。

已經在海外奔波了幾年的孫中山在這時更加確信，只有「革命」才能將這個政府完全推翻，才能拯救中國於水火之中。在二十世紀的首10年中，他在兩廣地區組織發動了多達10次的武裝起義，並在日本成立的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上倡言「三民主義」，要將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同時完成。當「革命」的理念和行動蔚爲潮流的時候，雖然清政府在最後的10年間實行了一系列的「新政」，但最終只是爲革命提供了各種更便捷的條件。1911年，武昌士兵的一次規模不大的軍事行動引發了各地的獨立風潮，隨之建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則宣告了清朝的正式終結。

民國成立宣告了帝國時代的結束和中國正式加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開始。此時，它還並沒有真正找到自立與自強的途徑，「國家」、「民族」、「民主」等概念，才剛剛形成。但是強烈的文化自新的願望，已經預示了它將不惜採用激進的方式來改變自身。正如新國家是以革命的名義取得了權力，「革命」也由此成爲之後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重要主題。